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 《可居丛稿》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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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王贵忱先生近影。

《可居丛稿》

王贵忱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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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收藏家群体”的兴起

稍知可居其人者，都知道，谈可居的学问，首先不能不谈可居的收藏。而谈可居的收藏，又不能不谈195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化风气。

前一阵翻检到陈垣作于1949年9月的一篇《对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感想》，里面说：“前些时，有人问我，北平解放后，你看见些什么和以前不同，我告诉他，看见的先不说，我告诉你看不见的。解放后的北平，看不见打人的兵，看不见打洋车夫的警察，街上看不见乞丐，看不见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见托人情送官礼的事情，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陈垣全集》第2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其他事且不说，但说“看不见有所谓‘新贵’在琉璃厂买古董”，则显然言之太早了。试看曾几何时，康生、田家英、邓拓、夏衍，不都到琉璃厂买古董了吗？

黄苗子曾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个条件。东西又便宜，你买一个很好的明清抄本也只要十多块钱。所以真是好时代……”（《画坛师友共沧桑：黄苗子访谈录》，曹鹏《大师谈艺录》卷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页162）但我们要知道，黄苗子的“好时代”，却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坏时代”，少数人之幸，却是天下人之不幸。

当然，话说回来，“好时代”也好，“坏时代”也好，其责任都不是那些收藏家所能承担、所应承担的，他们只是适逢其时罢了；而且，作为勃焉而兴的收藏群体，他们的政治身份是新的，但他们的文化担当却一仍其旧，在客观上延续了旧时代的收藏风气，延续了旧文化的传承，甚至也延续了旧士大夫的传统，使中国文化存亡继灭，不绝如线，这是很应当肯定的。（即使如康生者流，也不当抹杀其个人趣味及收藏实践，政治上的功罪是一事，文化上的得失是另一事。）

1949年前后，可居以弱冠之龄随军南下，其地位跟上述那些大人物自有云泥之别，但毕竟也属于新社会的主流阶级，而他在收藏方面的摸索与奋进，也正是得力于同样的历史背景，此不可不知也。因此，郑重先生将可居列入“干部收藏家群体”，确实是有缘由的（《换了人间：新中国收藏家》，《收藏大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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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物之道

自然，可居又异于田家英辈，他绝未自限于收藏一道，而是更进一步，非仅收藏中人，更是学问中人。归根结底，他是以收藏为始，而以学问为归，以学问为本，而以收藏为用，收藏只是治学的工具而已。

如可居辑录《越南景兴钱谱》、《越南钱币集拓》，为钱币学的特异之作，即基于其个人的勤搜厚积；又与马飞海合作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为旧钱币学的集大成，亦基于其长期积累的钱币文献（后捐予中国钱币博物馆，为海内外最完整的钱币学文献集藏，可参《可居室所藏钱币书目》）；整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亦系一己的珍藏；凡此皆属显例。又试检《可居丛稿》（以下简称《丛稿》），如有关文献的《跋明黄君蒨刻本〈水浒牌〉》、《记十竹斋〈印存初集〉》、《黄士陵手写本〈穆甫杂录〉》，有关钱币的《记明万历元年“五屯通行钱票”》，有关信札的《东北名人书翰一脔》，皆直接基于个人藏品而作考述，至于间接涉及个人藏者者更无论矣。这很可见收藏与学问的相成相济。

作为收藏型的学问家，可居先生几可谓硕果仅存的代表，其藏物之道，即其治学之道也。

可惜的是，《丛稿》所见涉及其私藏的文章、题跋固然甚多，但未见诸文字者恐怕更多。比如可居所辑《金石家翰墨》（未刊）、《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众多藏品，他都未加释论；又如他搜集龚自珍作品的版本最多，《丛稿》有关论文亦不少，却未及汇校为一部新的《龚自珍全集》。

可居的“藏物之道”是渊源有自的，他没有正式的师承，却堪称转益多师。检读《可居丛稿》，他所交往请益的师友，如长于文献学的周叔弢、潘景郑、黄荫普，长于古文字古器物学的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长于书画学的启功、谢稚柳，长于钱币学的戴葆庭、马定祥，多是以收藏闻名的学问家（参《〈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后记》、《〈可居题跋〉后记》）。可居亲炙诸人，在治学作风上也可谓承其余绪。

可居先生有个不常用的室名——“越礼在斯堂”，这当然是摹仿了罗振玉的“殷礼在斯堂”，用现在的话讲，也是向罗氏致敬。此外，可居以余事为书家，其书迹雅静内秀，吾友罗韬以为深得罗氏题跋神韵，此亦可谓追步罗氏的一种方式。事实上，罗振玉可以说是可居最为景仰的学林人物了，其于罗氏手泽，历年南北搜求，每见必争，所得集外信札即有41通，另有手稿、扇面、题跋若干（参刘春喜、阮华端《中国近代传古第一人——可居室藏罗振玉书翰述略》，《广东省博物馆开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59-2009）》，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虽然，世异时移，雨打风吹，不论外在环境，抑或个人际遇，后人已再难追步罗振玉及其同时代的收藏家了；但论“抱残守缺”的传古精神（罗振玉自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书前语），又岂无其人？如可居先生者，即无愧继者。

关于学者私人收藏文物问题，在此且说一点题外话。

众所周知，受近代西方学术观念影响，中国考古学元老李济一生力主文物公有，私人不收藏文物，至今仍是两岸考古界的无形规则（参《现代学林点将录》李济条）；作为官方考古发掘的参与者和主持者，其言行是有其理由的。但杨宽更谓：“近代中国研究古物的学者，往往兼做古物的收藏家，甚至兼做古物买卖，这是学术界的一种病态。”（《历史激流：杨宽自传》，页196）则又未免过犹不及。作为官方考古学之外的学者，如罗振玉，如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如可居，都可算“兼做古物的收藏家，甚至兼做古物买卖”的；但非常显然的，他们的收藏不仅有益于作为个人成就的学问，更有益于作为天下公器的学问。绝对的文物公有，既非必要，也不可能，私人文物收藏与官方考古挖掘并不矛盾，而是互补的，一概责之以“病态”，又何其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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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身之学

可居先生治学的另一个风格，则可以“近身之学”称之。

台湾章群总结教会史家方豪的学术特点有云：“……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据李东华《方豪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转变》引，《方豪先生年谱》附录。另参《现代学林点将录》方豪条）方氏本人亦对学生表示：研究历史要由自己家乡的历史研究起（许雪姬《方杰人教授对台湾史研究的贡献》，《方豪先生年谱》附录）。而可居长居岭南，则治岭南文献之学，供职银行，则治古钱之学，正可谓“近身之学”。

文献之学、钱币之学，实为可居最用力的两大领域。其治岭南文献，大者如整理《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屈大均全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小者略检《丛稿》即可见，可不细论。窃以为，其治钱币学，尤其是钱币文献方面，更能代表其深度，亦更能代表其特色。

可居早年由军旅转业后，曾任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其寄托兴趣于钱币问题，至少部分当由此机缘而萌发。盖古钱币之学，清代以来风气甚盛，其所研讨之物固源于古，而所牵涉之理则及于今，可居用力于此道，既能满足文物收藏之好，又能结合社会职业之用，洵可谓“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的结晶。

其专门的钱币学论著不必论，即使表面上与钱币学无关的论著，亦未尝无钱币学的痕迹在。如《记十竹斋〈印存初集〉》、《介绍几部明清刊本定价印记》，皆由实物资料探讨古籍价格问题，篇幅虽短，却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又如《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六）》附有《龚自珍研究古币资料辑》，亦人弃我取，为世之龚自珍研究所忽略者（参丁玲《可居室学述》，《广州图书馆藏可居室文献图录》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页230-231）。——由此，我甚至有些怀疑，可居先生对龚自珍的特殊兴趣，会不会也是由探讨其钱币学而触发？无论如何，凡此皆可见其钱币学眼光，亦可见其由“近身”关系而形成的“银行视野”。

关于可居先生的银行从业经历及视野，作为个案，值得稍作比较。

银行业为近代以来经济社会的重心之一，检点近百年中国学界，曾司职银行的学者实不乏其例，其中又可约略分为三类：

一类是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与银行工作关系密切，如章乃器曾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顾翊群曾主持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总处，梁庆椿曾任职中国农业银行，又如卫挺生（早期研究财政问题，后转向历史研究）的曾任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资耀华（研究金融问题）曾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此外，顾准平生似未曾在银行工作，但早年著有《银行会计》）

另一类是研究经济史问题，与银行工作有间接关系，如冀朝鼎（著有《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曾任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罗玉东（著有《中国厘金史》）曾任职中央银行，彭信威（以《中国货币史》著名，据说他是为了研究中国货币史才进入银行工作）曾任职香港中国银行，卫聚贤（领域杂多，著有《山西票号史》）曾任职中央银行。

还有一类是在治学上与经济、金融问题无甚关联，其银行工作纯属外在的事业或职业，如叶景葵（文献学）曾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梁启勋（精于文史、专于词学）曾任职中国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谢国桢（南明史）曾任职上海大中银行，黄苗子（书画及其历史）曾任广东省银行监察人、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

由此观之，可居出身军旅，未受过经济学或金融学训练，其论学实不直接涉及经济学问题；但他司职银行，近水楼台，终有金融问题意识，或多或少体现于其基本思路及研究对象方面。其所研治，非致用之学，重古不重今，性质约略在第二、第三类之间，尤其在彭信威与叶景葵二氏之间。故有可居先生在，则此一学术系谱遂可谓至今不绝矣。

总体而论，在治学取径上，可居大体可归入文献学的范围，其治文献固然是采取文献学方法，而其治钱币学，实以钱币文献为重心，亦多采取文献学方法。不过，其《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一文，则有综合透彻的眼光，于货币史、中外交通史及岭南历史皆深有价值，固已超出文献学之上；而就题材论，此文既以货币问题为主，又攸关于岭南地区，皆契合于“近身之学”的旨趣，尤能代表其论著的精萃。

回想往日拜访可居先生时，他屡引钱玄同的两句诗“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按：此实为沈尹默诗，见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苦茶庵打油诗》之四自注，检沈氏诗集未见），提醒我宜潜心做古代的学问，勿牵涉现实的政治，这当然也是有其自身遭际的体会与感叹在内的。可是，即便如此人间，孰能免此有情？可居治学“自近身始”，尝自述：“予自铁岭牧马南来，忽忽已五十四春秋。生我辽东，毓我岭南，故视岭外为不佞第一故乡也。而于乡邦历史文物所得亦非少……”（《高纲〈二十七松堂集序〉跋语》）这最可见他的“太有情”。

以上论“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两事，我以为是可居先生治学的大端，是其特色所在；至于其具体成就，尤其是涉及收藏各门类的林林总总，则非我所敢论列，丁玲先生《可居室学述》已有详细的述评，大家可以参考。

唯有一事不妨拈出，略作申论。

可居早年随军驻防天津时，承当地一位老人赠予所藏火柴商标巨册，遂引发他对火花的研探，后乃与刘顺卿、王藜青合著有《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1963年油印本），系此领域最早的专著。在可居论著中，这恐怕是易受忽略的，甚至可居本人也未必重视的。盖以新技术的嬗替，火柴之为物，至今几成弃余的刍狗，在日常生活中已无足轻重；又因为其历史较近较短，在收藏上似亦不甚入流品，而在学问上就更不足道了。

然而，在物质文明史上，在日常生活史上，乃至在经济社会史上，火柴都曾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试看晚清时，日本火柴制品占了中国市场近八成，获利无算；20世纪初，瑞典克罗伊格即凭制造、销售火柴而富可敌国，号称“火柴王”；民国时，中国实业家刘鸿生亦以火柴制造为其经济上的一大支柱。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时代，其物虽微，其利却巨，是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

在此，可以举胡适收藏火柴盒的掌故为例。

胡适1958年12月出席台湾中央研究院庆祝宴会时，曾提及：“记得抗战期间，我在驻美大使任内，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说我是个收藏家，一是收藏洋火盒，二是收藏荣誉学位。……谁知这篇文字发表后，惹出大乱子来。于是有许多人寄给我各处各式各样的洋火盒，因此我还得对每个人写信去道谢。后来我把我自己的洋火盒寄给一些送我洋火盒的人。谁知有一位朋友把我送的洋火盒在报上刊出来。我的洋火盒是篆字‘胡适’两字的图章，白底红字的封面，于是又惹出来不少麻烦，很多读者纷纷来信向我要洋火盒。我的收集洋火盒，并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只不过是我旅行到过的旅馆，或宴会中的洋火盒，随便收集一些，加上别人送给我的，在我的大使任内就积有五千多个，我留在大使馆内。“（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页3－4）胡适当然不至于将小小的火柴盒太当一回事，但他不仅收集，还自制个性火柴盒，“为此无益之事”，也足可说明当年火花的特殊吸引力。前有绩溪胡氏的收藏火柴盒，后有铁岭王氏的研究火花，亦可谓学界佳话也。

火柴此物，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在性质上近乎名物一类；近时由于扬之水、孟晖的研治，名物研究颇成为一时风尚，焉知今日不时髦的火柴，百十年后不会成为时髦的学问呢？如此，可居先生的火花研究，也并非“无补费精神”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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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亦需知人

最后，还想说一点学术之外的话。

世上或许有纯粹的学问，却不会有纯粹的学人，任何学人，也都是生活在世间的。他们在凡俗的世间，总有着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因缘。

可居先生在收藏和学问上的崛起，是得益于“干部收藏家群体”这一身份；但这一身份，也绝非没有成为其收藏和学问之累。可居1957年被打成右派，身心方面所受的打击自无庸说，仅藏品方面，亦颇有散佚，而不可复得矣（参郑伟章《文献家丛考》王贵忱条目，中华书局，1999，下册页1711－1712）。此系其幸中之不幸。

另一方面，即使成了右派，也未尝没有意外的益处。章诒和回忆其父章伯钧当了右派后，来访的储安平问他：“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章答：“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并作了个戴帽动作（《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往事并不如烟》）。可居的情形也不无相似。他曾跟我提起，当日他交往者多学界中人，其中复多右派，其家中童子无知，曾指曰：“都是牛鬼蛇神！”当其时，谈笑有白专，往来皆右派，尤其是作为学问家的右派，这对于可居在治学上的进境当然是有助益的。此则其不幸中之幸也。

可居先生宅中，长期挂着一幅“可居室”的木匾，系根据王世襄先生题字蚀刻的。王世襄的落款，有“同年”二字。盖二老同为右派，故相互间以科举时代的惯语戏称。可居在政治上的“同年”阅历，不是我们所能完全体会的；正如他在学问上的“藏物之道”，也不是我们所能真正继踵的。到如今，可居先生的“同年”们，已多为异物，可居已成了学术界罕有的“贞元朝士”，在他，多少会有些寂寥之感吧？尽管如此，这终是我们晚辈的幸事。

有无数名士鸿儒在前，后来者要做出一点学问，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但我想，做学问的途径其实很多，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门道。尽管可居先生的为人为学，非我辈可以直接效仿，但他作为一个榜样——不论是他的自学成才（军旅出身），还是他的塞翁失马（右派遭劫），不论是他的“藏物之道”，还是他的“近身之学”——都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故读《可居丛稿》其书之外，还需要读一读可居先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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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