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上海胡幼文先生在《安南乾隆通宝钱考》一文中认为是昭统帝黎维祁在云南所铸,但仔细阅读史料可以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后黎的灭亡缘起于西山阮文惠和昭统宠幸的权臣阮有整之间的矛盾。昭统元年(公元1788年)十一月,后黎都城升龙为西山军所陷,昭统帝仓皇出逃,此后数月,他持续流亡于国内各地,直至次年(即1789年)五月。 《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五》:(戊申昭统二年,五月)帝复幸京北,以参知瑶溪侯范廷屿家为行在,驻跸谅江。遣陈名案,黎维亶奉书,如清求援。至南宁,不得达而还。 又《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四十七》 :秋七月,皇太后如清乞师。太后初至高平,诸藩酋长各率兵防截藩目闭。阮俦引贼将菊涣等径袭镇营,督同阮辉宿,藩臣迪郡公黄益晓,从臣黎冏,阮国栋等保卫太后元子由水口关奔入大清。龙州州官陈倅以事达于督抚,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巡抚孙永清会于南宁。太后引元子庭谒怮哭求援。士毅等奏言黎嗣奔播,义当拯救,且安南中国故地,复黎之后因以兵戍之,是存黎而取安南,尤为两得。清帝从之,手诏云:朕将伸大义于天下,扶纲常于属国,南交之事,一以委卿。士毅得诏遂谋大举调两广云贵四省兵刻期来援,先发檄数百道宣布远近,又使黎冏,阮国栋持密札间道回奏。黎冏等未回谅山,安广诸土目先得檄驰奏,帝遣阮珽前往询探。冏等抵京北,入见进上密札,帝方悉其事,乃遣参知政事黎惟亶,翰林校讨陈名案奉斋禀文间道前向迎师。 由上文可知,自升龙陷落,直至清军出兵入越,昭统帝其实并未到过中国,他在云南铸钱一事也就无从谈起了。那昭统帝在谅山期间有没有可能铸钱呢?孙士毅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描绘了当时他的处境: 《钦定安南纪略·卷五》:(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二日)臣面询阮时杰等,黎维祁现在何处,据称现在顺安府良才县春兰社民人家内,距黎城只有两站,跟随只有三人,因阮惠遣人四处侦探,若随带多人,恐致破露等。臣复询以黎维祁从何处到春兰社潜匿,据称从清化海阳一带前来,缘清化等处虽有纷纷起义之人,黎维祁察看众寡不敌,恐被贼兵戕害,是以瞒着众人微服潜逃等语。
可见当时昭统帝被阮文惠四处追捕,身边仅二三随侍,连性命都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更不用说大张旗鼓的去铸钱了。即便他拥有这样的能力,在逃亡期间,昭统帝大部分时间和清廷处于失联状态,他压根不知道清军会出兵,又有什么必要铸乾隆通宝来拍这个马屁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是谁,在云南铸乾隆安南钱为军饷一说成立的可能性都很小。 再来看下第三种西山朝铸造说,应该承认,此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并不因为它可信度有多高,而是无法排除这种可能的存在。关于西山的史料,存世很少,因为灭亡西山的阮朝对西山恨之入骨,把大部分带有西山印记的东西都抹去了,包括各种档案。少量记载西山历史的阮朝官修史书也是对阮文惠处处痛斥,内容偏颇,但里面却没有否认这样一个史实,公元1789年阮文惠曾被册封为安南国王。 《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 伪西列传·阮文惠》:…惠得书,知清人欲讲和,心易之。乃使其将呼虎侯递表,求为安南国王……已而福康安抵粤西,专意讲和,移书以利害譬谕之。惠亦以金币厚遗,求为玉成。遂改名光平,遣其侄阮光显并陪臣武辉瑨赍递贡品,叩关恳请入觐。清帝嘉悦,遂准其奏。复谕以开年亲自觐阙。〉惠复上表,请以开年入觐。清帝信之,即册封为安南国王,命广西候补成林前往。
作为向清称臣,受到清廷册封的阮文惠有理由,有时间,也有能力铸造这样一种纪念性的钱币,而乾隆安南钱主要出土地在越南这一事实也可作为一种旁证。 但在存世西山朝光中铸钱中有一种光中通宝,背文篆书,旧谱多称背“平南”(图4),
图4 左字是“南”字并无疑问,右字,究竟是“平”还是“安”,一直有争议,对比篆书字典中“安”和“平”字可以发现(图5-6),第一字与“平”字字形多有不符,更接近于“安”,
《历代古钱图说》中还收录有另一种版式的光中背安南钱(图7),
图7 其背文篆书写的比较标准,“安南”二字没有争议,但此版仅此一见,没有见过实物,真伪莫辨,因两者面文风格比较近似,如果真有其物的话,恰可对另一版的背文的读法有所映证。因此,我认为前一种背文很可能是”安南“二字篆书的简写。而如果阮文惠被册封安南国王铸有纪念币的话,光中通宝背安南的可能性更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