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府钱牌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香港 关汉亨）

永古

（按：关汉亨关注中国珍稀钱币多年，文章极有参考价值）

临安府钱牌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香港 关汉亨）

临安府钱牌俗称銙牌，为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杭州)所铸。钱牌成长方形，分铜质与铅质两种，大小不同，形制独特新颖。牌面铸“临安府行用”五字，楷书直读，字体端庄俊逸。铜钱牌背文凡三等，分“准�郯畚氖�(“�邸奔础胺　弊�)、“准叁佰文省”、“准伍佰文省”。铅质钱牌以十数纪值，早年发现有拾文、贰拾文、肆拾文等。近年又有发现壹佰文、伍佰文两种铅牌的报道。顾名思义，钱牌限于临安府地区使用。由于铸时短暂，铸额不多，行用未广即废行停铸。故《宋史·食货志》缺载，仅见于宋末及元代史籍之记述。钱塘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都市钱会》条下记载：“近世钱文皆年号，景定年铸，文曰景定元宝，朝省困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鑞牌，以便行用。”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铜钱牌》记述：“宋季铜钱牌，长三寸有奇，阔二寸，大小不同，背铸临安府行用，面铸钱文曰壹伯之类，额有小窍，贯以致远。”①从以上史籍记载可知，钱牌系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铸造。

　　明代中期，临安府钱牌始见出土和被收藏。据明代朗瑛《七修续稿》记述：“予又掘得铜牌，寸阔一而长三，文乃临安府行用，准叁伯文省。此必南渡国穷，救补通变之物。”②王荫嘉先生经考证后认为，朗瑛系最早掘得临安府钱牌之收藏者。清乾隆年间杭州地区亦出土一批铜钱牌。据张燕昌《金石契》云：“杭郡龙泓外史旧居候潮门外，掘地得数十枚。”③钱塘人丁龙泓乃乾隆时金石收藏家，勤搜金石，不遗余力，集得钱牌尤多，手拓古泉成册。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载：“甲寅正月(1794)，何梦华出龙泓手拓所藏钱谱见示。”四十年代藏泉家李荫轩先生亦有文字记述：“临安府行用铜牌，素称稀品，准贰伯文省一种尤尟。乾隆时龙泓外史于武林(杭州)候潮门外建屋，掘地得数十枚，东南金石书始有抚本。”(见《足斋泉拓》)最先刊载銙牌钱图者，应是成书于乾隆十六年(1751)之《钦定钱录》，该书系梁诗正、蒋溥等奉敕纂辑，共十六卷，刊手摹本钱图567枚。其中卷十一刊载一品准叁佰文省銙牌钱图，首次向世人展示这种铸币之独特形制。

　　候潮门外出土钱牌已先后被好古之士争相分取。然钱牌属地方性铸币，传世稀少，能获藏者寥寥可数。如张廷济所言：“此牌北地绝少，翁秋部(树培)藏古泉甲天下，迄未得之。”(见《清仪阁金石题识》)鲍康藏泉中亦未集得此种钱牌者。可见钱牌的稀有程度与北宋靖康平钱不相伯仲。晚清金石藏家获得铜钱牌全套三品者，仅见金砚云与高焕文二人。嘉道年间嘉兴金砚云获藏临安府铜牌贰佰文、叁佰文、伍佰文全套三枚，文字制作精整，最为典型。金氏去世后，遗下古泉巨箧流落在嘉兴书肆中，1920年王荫嘉先生在嘉兴偶得此金氏泉箧，内藏一批古钱中发现有三枚临安府铜牌。嘉兴收藏家高焕文在他所著《癖泉臆说》卷二中记述：“临安铜牌予有准贰伯、准叁伯、准伍伯三种，的真无疑。”高氏藏泉今未知去向。曾获藏两枚铜牌者有张廷济与拾古斋主人。张迁济乃寄居于嘉兴之金石藏家，著述有《清仪阁集古款识考》、《古钱拓本》等。张氏清仪阁珍藏二枚伍佰文铜钱牌。其中一枚购于嘉庆二年(1797)，直钱七百文，另一枚购于嘉庆八年(1803)，直钱二千文。后者面文“行”字多一点，别具特色，拓本曾收录在张燕昌《金石契》重刻本一书中。这两枚钱牌经百余年辗转流传，其中一枚已归李荫轩先生收藏。李氏在《足斋泉拓》中曾有记述：“敝斋所藏伍伯文省一品，行字内多一点，为清仪阁旧物，金石契所抚即是也。”另一枚伍佰文铜牌为天津藏泉家方地山先生所得，后归好古名士袁克文先生收藏(袁克文[1890—1931]字豹岑，号寒云、笔名抱存，袁世凯次子，一生沉醉于收藏古玩字画、邮票、古钱及金银币，古泉学拜方地山为师，生前写下《泉简》、《说邮》等著作)。寒云曾记述：“厥枚清仪阁旧物，曾见张叔未(廷济)题藏拓本，即厥枚也。予以徐寿辉天启通宝小平泉，易自地山师。”④寒云去世后，钱牌已不知流落何处。《拾古斋泉帖》共刊载拾古斋主人藏品拓本210帧，当中有贰佰文及伍佰文铜牌拓本。《拾古斋泉帖》辑于光绪十年(1884)，泉帖后为王荫嘉先生所获，惜实物均不知踪影。

我之随风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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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片系和州铅钱牌，非临安府钱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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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自五十年代以来，浙江地区先后出土和发现多枚临安府铜牌与铅钱牌。其中1957年及1986年杭州先后出土两枚伍佰文铜牌。1989年嘉兴市郊出土一批两宋古钱中，又发现一枚伍佰文铜牌残件⑥。1993年8月杭州旧城庆春路工地发现一枚叁佰文铜牌，同年11月杭州市近大学路口北侧再发现一枚贰佰文铜牌，惜“文省”二字已残缺⑦。据马定祥先生记述：“临安府铅牌有壹拾文、肆拾文。杭州西湖出土，景翔馥得，由我经手归罗伯昭、沈子槎。”⑧其中罗氏所获壹拾文铅牌重3.7克，曾于1958年上海泉家祝寿泉帖上出品，实物已捐上海博物馆。马定祥还谈及“近年杭城又发现贰拾文、壹佰文铅牌，后者大如伍佰文铜牌，已见两枚，均珍”。此种壹佰文铅牌长87，宽28毫米，重30克。近年孙仲汇先生曾撰文介绍该品铅质钱牌⑨。近年并见以下有关材料：1986年钟旭洲先生在浙南地区获得一枚伍佰文铅质钱牌，重32克，经马定祥鉴定为真品；浙江金华地区亦曾先后出土三枚同类型伍佰文铅钱牌；还有浙江宁波罗丰年先生集藏一枚伍佰文钱牌⑩，从拓图观察，其上下圆角形制及钱文风格均与金华地区出土的铅钱牌属同一类型⑾。

　　古泉时散聚，幸得有缘人。据目前搜集到各式铅钱牌拓本观察，壹拾文已发现4枚，贰拾文1枚，肆拾文3枚，壹佰文2枚，伍佰文5枚。当中包括上海博物馆所藏壹拾文铅牌2枚及肆拾文铅牌1枚。该博物馆馆藏铜钱牌除上述贰佰文者外，还有叁佰文2枚，伍佰文4枚。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铜钱牌叁佰文及伍佰文各1枚。浙江省博物馆藏品中亦有伍佰文铜牌⑿。浙江宁波钱币博物馆收藏一枚伍佰文铜牌，此铜牌出土于杭州长命寺巷⒀。据悉，日本札幌东洋铸造货币研究所·方泉处亦收藏有临安府钱牌。从上述资料得知，多位泉家所藏临安府钱牌真品已先后入藏博物馆。华泉华藏，代代相传。中华珍泉能入藏国家博物馆，供世人观赏研究，而不再颠簸流离，应是最好的归宿。
　　

　　注释：
　　①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4页。
　　②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2103页。
　　③《泉币》第十六期，18页。
　　④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2106。
　　⑤《舟山钱币》1988年节二期25页。
　　⑥《舟山钱币》1990年第二期61页。
　　⑦《中国钱币》1995年第二期79页。
　　⑧《历代古钱图说》(马批本)130页。
　　⑨浙江省博物馆编《钱币》第一辑12页。
　　⑩《中国钱币》1988年第二期41页。
　　⑾《丰年集币选》第39页。
　　⑿《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307页。
　　⒀《苏州钱币》1996年总十二期61页。

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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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叁佰文钱牌者，有长沙叶德辉氏(见《古泉杂詠》卷三)、杭州胡道周氏(见《樊榭山房文集续泉志序》)。收藏伍佰文钱牌者，除上述张廷济外，嘉兴瞿木夫亦收藏一品，“边稍细，长二寸三分强，广七分强，首之两肩下各斜杀而方齐，非圆式也。”(见翁树培《古泉汇考》)还有一位吴姓杭州人亦收藏伍佰文钱牌，其文字制作甚精好(见张端木《钱录》)。又据戴熙云，钱塘人夏之盛(字松如)亦曾得一枚銙牌真品(见《古泉丛话》卷三)。此外《吉金所见录》卷十二刊载一枚准贰佰文省钱图。《古泉丛话》刊载一枚准叁佰文省钱图。盛大士《泉史》卷九刊载准叁佰文省、准伍佰文省钱图。

　　不同纪值之铜钱牌，形制有严格的区别，迄今所见各有两种版式。贰佰文铜牌第一版式：长度63，宽18毫米，形制为方首方足，其上下皆方角者；第二版式：长度60，宽16毫米，形制为圆首方足，其首部呈弧形，下为方角者。第一版式有拓本可考者存世不少于6枚，第二版式绝罕，迄今仅发现四枚。叁佰文铜牌第一版式：长度71，宽19毫米，形制为圆首方足，其首部呈弧形，下为方角者；第二版式：长度66至68毫米，宽20毫米，形制为平首圆足，其首部削角，足呈弧形者。两版式存世数量大致相等。伍佰文铜牌第一版式：长度76至78毫米，宽25毫米，形制为平首方足，其首部削角，下为方角者；第二版式：长度73至75，宽23毫米，形制为平首平足，上下皆削角者。第一版式稍多见，第二版式甚罕。

　　民国时期钱币收藏家集得铜牌全套三枚者有四人。一位是泉界元老丁福保先生。1943年在中国泉币学社百次例会上，丁氏曾出品伍佰文铜牌供泉友观赏，两年后，丁氏所藏全套三枚铜牌转让予戴葆庭先生。李荫轩曾有文字记述：“足斋先生新获丁氏旧藏贰、叁、伍三品成套”(见《足斋泉拓》1945年李荫轩题记)。第二位是清末民初江苏吴县藏泉家周德馨(字仲芬)先生。他曾集得铜钱牌全套三枚。其所获珍泉大多得自常熟县归公麟氏。仲芬去世后，遗藏除少部份归张叔驯等人外，大部份已辗转流至日本，归古泉家平尾赞平先生所有，包括叁佰文及伍佰文铜牌。原拓本已收录在《昭和泉谱》内。第三位是津门大收藏家方药雨先生。《药雨古化杂詠》中披露方氏获得铜钱牌全套三品。方氏藏泉于三十年代归陈仁涛所有，阵氏藏品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第四位是苏州古泉学家王荫嘉先生。全套三枚铜牌得自金砚云旧藏，其中最珍稀之贰佰文铜牌拓本曾发表在《泉币》第四期上。全套三枚原拓本已刊于1941年上海泉家寿泉集拓(丙编)册内。惜王氏所藏此三珍泉未知下落(上海博物馆藏品中未见其踪影)。上海藏泉家李荫轩先生曾先后集得贰佰文铜牌一枚(重19.6克)，伍佰文铜牌二枚。从其原拓本观察，其中贰佰文者与王荫嘉所藏完全相同，此品可能得自王氏旧藏。李氏所藏一枚伍佰文铜牌为张廷济清仪阁旧物，原拓本已收录在《足斋泉拓》内。另一枚伍佰文铜牌重42.1克。此品与贰佰文钱牌已捐上海博物馆。

　　据上海泉界前辈张公午先生忆述：“余生长杭州数十年来，仅偶见叁佰、伍佰两种，其�绨畚恼呓雒窆�初年出现一枚，先为杭州竹刻名家王杰人从郊区获得，旋为蒋君伯壎以重值购去，从此未闻再有发现。”(见《泉坛话旧》)现今所知，获得贰佰文者当不只蒋氏一人，除上述泉家外，还有张叔驯、罗伯昭等。八十年代后期，在浙江鄞县又发现一枚贰佰文铜牌，该珍钱现存于鄞县文管会⑤。目前上海博物馆馆藏贰佰文铜钱牌三枚(第一版式2枚，第二版式1枚)，其中两枚分别为罗伯昭及李荫轩捐赠。张季量先生收藏叁佰文铜牌两枚，形制大小不同，曾于1941年中国泉币学社第24次例会上出品。实物现今未知下落。据悉，张季量有部分藏泉经马定祥介绍已归孙鼎先生收藏。《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一书收录贰佰文拓本6枚，叁佰文5枚，伍佰文5枚。当中部份钱牌先由戴氏获得，再转归各藏家所有。经拓本对勘得知，其中一枚贰佰文铜牌现藏上海博物馆。《历代古钱图说》(马批本)刊载贰佰文铜牌2枚，叁佰文钱牌3枚，当中一枚系日本平尾赞平氏旧藏。伍佰文钱牌5枚，其中一枚也是平尾氏藏品。另一枚系由戴葆庭先生提供。《东亚钱志》卷十收录日本泉家所藏铜钱牌全套三枚，形制属圆首方足者。《昭和泉谱》尚缺贰佰文铜牌拓本，叁佰文者为平尾氏所有，伍佰文两枚分属中村孔固亭及平尾氏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