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我与南怀瑾老师的读经因缘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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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www.idujing.com/a/idea/part/929.html

（2012年9月30日农历中秋节，为期七天的“老子一百” “学庸一百”秋令营学员报到，先生来到白羊沟营地，在学员“相见欢”座谈会上谈心讲话。提及昨天离世的南怀瑾老师，感慨万千……）

文字整理： （师范班）冯文举、陈桂林。
审校：方哲萱
修订：王财贵（2012.10. 03）

……今天，我也想到一个人，就是南怀瑾先生。

我在大学的时候，应该是1966年吧，班上有一位同学，看了南先生一本书——其实是这本书的内容老早就在报纸上连载，连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看，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当兵，有时候他就叫我看看。后来，我们一起申请保送就读台湾师范大学，那些连载的文章刚好集结出版，书名叫《论语别裁》。这个同学非常高兴，下课时候拿著书，到全校每个班级，跟班长说，我来你们班上讲几句话，好不好？有时候，打上课铃了，跟老师说，能不能让给我几分钟讲几句话？他上讲台介绍这本书有多好多好……结果，没几天，全校总共订了四五百本，他把订单寄过去。那个出版社是南先生的学生在他讲学的地方办的，收到订单，马上去报告，南老师说，“这个人是谁啊？真有本事，我们卖了将近半年，卖不了几百本，他一下买了四五百本，把这个人找来……”所以啊，我那个同学──名叫杜忠诰，现在是国际有名的书法家──就去见他了，从此他们就变成师生，很亲近的师生。后来他也带我去，我那时二十八九岁，就见过南怀瑾先生了，参加过他的禅七，所以，我也算作南老师的学生。

永古

几年后，南先生去了美国，因为南老师在台湾讲学，偶尔我也去听，记得听过一个礼拜，讲佛学，教室也大概差不多像我们这样的，三五十个人，去听的人，好多都是王公贵族、党政要员。那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期，政治思想控制很严格。可能因为他的讲学已经影响到决策阶层，所以上面就开始注意，好像准备要来封他的讲堂，可能要把他带走。风声出来，他连夜逃走了，逃到美国──据说如此，以后他的传记会出来，是不是有这章节，我不知道。总之，他离开台湾是跟政治有关的。又过了好几年，南老师回国，定居香港，我也知道他在香港，不过呢，我跟他本来就不熟，没有跟他联络过。

永古

1994年，我在台湾开始推广读经，过了两年，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是从香港来的，做律师，办一个业余读经班，他想请我到香港去演讲。我一听说香港，就跟他说，“你从香港来，你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南怀瑾先生的，你去找他，我也想见见他，因为他的力量大，我要请他一起推广读经。”这个人说，“就是南老师派我来的啊！”这个好！这个好！我就去了香港，南老师的弟子们办了两场读经的说明会。因为香港民众平常讲广东话，所以我的演讲还要翻译。南老师没有来听，但他身边重要的弟子都听了。讲完以后，他的弟子们带我去见南老师，南老师当然不认识我。我把演讲中所讲的读经教育观念重复地跟他说了一遍，他说他都知道，因为他看过我的说明手册。他弟子也预先把我的来意报告了，我又再表示一次，说：“请南老师出来推广读经吧，我的力量小，您的力量大”。南老师大腿一拍，说，“我从小就是这样读书的，我以为这种教育不可行了，居然你说还可以做，好！我做……”他以后逢人就讲读经。不管从哪里去的，尤其是从大陆去的，他都要交代，回去要好好推广儿童读经。

永古

其中有一个例子，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他们都从武汉出国，去法国留学，学的是数学，他们出国是二十多年前，刚刚改革开放，那时要出国不是容易的。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一路顺风，从小学到大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这种人才能出国啊，他们是社会的佼佼者。他们在法国博士毕业，已经准备结婚了。回国时，特别绕道香港，去见南老师。跟南先生说，他们平生虽然一路顺利，但是越长大越感觉生命迷茫，虽然都得到博士了，还没回到国内，大学聘书都有了、当教授了……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所谓的安身立命。这样富贵利达的人生，虽然是大家所羡慕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羡慕自己。就问南先生怎么办？南先生说，你们回去教书，这是假的，随便教教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推动儿童读经。然后把我的书给他们看，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演讲光碟了。他们回去就在武汉推动，乃至于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还在做。他们在外面的名声，不是数学教授，而是读经推动者。另外，大陆读经界最有名的冯哲先生，在北京开四海推广中心，也是受南先生的启示，而读经界推广最力的厦门绍南文化出版社，那“绍南”两字，就含有承绍南瑰瑾的意思，读经的推展受南先生的激发，像这样子的例子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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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去香港见南先生以后，过了不到一两个月，南先生就派人跟我说，要请我去海南航空总部演讲，他们的董事长陈峰是拜南怀瑾为师的。南老师希望这个年青的企业家推广读经，于是我就去讲了两场。虽然当时陈峰董事长答应，他要在海南推动读经，凡是海南人要读经的，读经本都他供应。我演讲的地方叫海口，他夸下这个“海口”，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实现。再过几个月，因为当时大陆的希望工程刚起来，刚向全世界募款，成立许多的希望工程学校，也通过南先生请我来给他们校长做培训，在上海办了两天从早到晚的课程。校长们从全国各地来，他们的主办人徐永光、陈越光二先生也坐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听了我两天课。我当时不知道这两人的来头啊，这两人并不简单，一直是社会上响当当的人物。记得第二天课程结束，晚餐圆桌上，大家谈得很高兴，他们两个一搭一唱，一个说，“这件事情啊，非做不可！”另外一个人说，“这件事情啊，非成功不可！”他们跟我说，希望工程学校有五千余所，如果先拿一千所来做实验，就有一百万的学生开始读经了。不过他们说，不能叫“读经”，读经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因为以前破四旧，经典是要打倒的首要对象。而且表示，不敢读太多的《论语》、《孟子》，也不敢读太多的《老子》、《庄子》，怕引起误会，如果读读唐诗、古文之类，倒是没问题的。所以他们后来就自己编了读经本，选了几节《论语》《老子》之类的，其他大部分是诗文。你们一定听过 “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的口号，这就是他们当时在餐桌上定调的。于是，希望工程学校的读经风气就普遍展开，真的有上百万的孩子，读了一些千古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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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南先生也通过他的弟子请我到美国去做巡回演讲，我来大陆的频率也多起来，最先所到的地方，大概都是与南先生有关系的。后来因为一个再介绍一个，我就渐渐地到处都去了。而同时，南老师也在武汉创办了读经的推广机构，称为“大方中西文化导读中心”。大方做了大约十年，大约从1997年开始，到2006年。南老师认为读经推广的阶段性工作已经完成了，说：播种的时间不必那么多，我们煽风点火就好，将来就如火燎原了。于是，南老师就比较不做推广工作了，大方也撤了。原来他也派身边最亲密的弟子上山下乡，去做读经的宣导，而且对边远地区送书。据我所知，送了几十万本《论语》，在初期的推广引起了很大的效应。尤其是最初期，我到大陆宣导读经，不只是主办人大部分是南老师的弟子，来听讲的人，大部分也是平常看过南老师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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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师之外，另外一批人参与进来，就是听净空法师光碟的人。所以，有人说，王财贵在大陆推广读经，能推得开，他的底子啊，就是南怀瑾老师和净空法师，这两个人做了前期的铺垫，看他们的书、听他们光碟的人，对于读经理念都比较容易领受。我也认可这种看法，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当然，读经的风气越来越脱离宗教的氛围，因为我们所说的读经，本来就属于文化和教育的范畴，而不是宗教的。但是呢，在文化几乎断丧的时代里，因为宗教是最保守的，宗教的传统是最不容易断绝的。所以，在宗教的传承里，比较能够守住人心，因为人心尚存，对经典的热情比较容易被激发起来。等到文化风气越来越普遍了，一般人原有的愤悱之情才渐渐浮现出来，这是很不得已的规律。所以，我刚开始推广读经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读什么经啊，佛经吗，圣经吗？”他们只知道读这两种经，我也不怪他们，因为这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己经断绝了，唯独宗教还没有断绝。等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它的宗教也断了，那民族可能就要亡了。明末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分，亡国，没有关系，它还可以复国，像以色列；但亡天下，是这个民族退出历史，从世界上永远消失，像埃及。国家是地域政权的观念，如果只是没有了国家、没有了政权，你还可以夺回来，天下是文化心灵的观念，你没有文化了，心灵都散了，这个民族就不是这个民族了，怎么可以夺回来呢！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连他的宗教经典都守不住，就代表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了智慧，没有智慧的民族是不适合存在在天地之间的。所以，一个民族的宗教不能丧亡，除非像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道两家，都不是宗教的，乃至于真正的佛教也不是宗教的。于是，只有中华民族可以不靠宗教经典而永远传播他的经典。虽然在这个时代，是需要靠宗教的底子来恢复经典，希望从今以后，无论是不是宗教徒，听到读经的人都一样有所感受，才代表读经教育真正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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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期的铺垫是有很大功劳的，我对南先生是非常怀念的。以前他在香港，我来大陆，要回台湾的时候，路过香港──当时还没直航，一定要经过香港，有时就给南老师打电话，南老师都叫我留下几天。南老师是很奇特的人啊，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去求见，当然有些人是见不到的。去他那里是很享受的，南老师很会照顾人，而且那里饮食非常讲究，他请的厨师是一流的，南老师都是下午见客，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人来，每天晚上都菜肴丰盛，高朋满座，南先生开玩笑说，“我们这里是人民公社，哈哈，大家来都有饭吃……”很多来的人，不仅是见见南老师，最主要的来求法的。南先生大部分让他的弟子教，吃完饭的时候，你去教他们打打坐吧，他们有一套基础修法。有一次，我跟南老师说，“我能不能也去听听？”“你不要去听了！”我问“为什么呢？”他说，“你是心如古井啊！”“我心如古井，难道我的心死掉了吗？”“不是，你早已不起波澜，你不是我这道的人……”确实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入他那一道，因为所学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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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南老师是对我是相当好的。有一次，我住在他那里，他交代弟子，明天带王老师上街，去做几套西装，而且要量身做的，不要买现成的，现成的不合身。又说，他要几套就做几套。我说，不必了，我不穿西装。他说，你穿著要好一点，你出来演讲才比较有精神，人才会相信，现在人都看外表。隔天我勉强随同那弟子去了一家，说，就一套就好。选了布料，果真隔了一两个礼拜，衣服从香港寄到台湾。从此，我出席比较正式的演讲，都穿西装打领带了，延续了十几年，直到最近两三年，才渐渐改穿汉服。又有一次，我从大陆巡回演讲结束，途经香港，住了一两天，要回台湾前，南老师把我叫到一旁，从衣袋里抽出一叠钞票塞给我，我说，“不要了，我有的。”他说，“不行，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人在外边，总是要有一些盘缠。”我说，“我有、我有……”他板起脸孔，说，“不可以这样，‘长者赐，不可辞’。我是长者，我要给你，你怎么要辞呢？这不礼貌。”我只好收了。一万块钱港币，很多年以后，我一直都还记得他那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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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南先生有神通，我倒没什么觉得。但他香港坚尼地道会客楼房的对面，是个山谷，山谷下有一颗树高高地擎起来，总有一二十只白鹦鹉栖息其上，苍翠的树枝上，缀著一抺一抺白点，很是好看。弟子们说：初来租这房子时，是没有这些鹦鹉的，后来越来越多，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有一次南老师到别处去了几个月，鹦鹉不见了，南老师回来，它们又回来了。我每到南老师处，总喜欢凭窗欣赏那些或翔或集的鹦鹉，不知那些鹦鹉算不算他神通的感召。不过，至少有两次他对我说的话倒都应验了，一次是我跟他说我认为中国吸收佛学之所以成功，最关键所在应该是对佛经的翻译，让中国人可以用汉文读佛典。而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不成功，没有系统性的翻译西方的经典，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我想集合五十个学者，用十年功夫，用集体翻译的方式有系统地翻译西方两百部经典，作为定本，让以后的中国人不必要都去留学，也能学习西方的学问。南老师听了，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啊！如果你还年轻，而且是我做皇帝，这件事一定成。但是现在我既不是皇帝，你又不年轻，这件事你就不用想了。我当时只不过五十出头，他为什么说我不年轻呢？果然，十几年过去了，这件事还没开始呢，原来，他料定我是做不成的，或许永远成不了呢。又有一次，我向南先生报告，我要在台湾成立读经教育基金会，他听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著我说：你这样一个人飞来飞去，到处演讲，大家把你当老师看，尊敬你，天马行空，不是很好吗？干嘛要成立个什么机构，告诉你，不要说能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光人事纷杂，这个争功，那个报怨啊，烦都烦死你！我当然没有听他的劝告，在台湾硬是成立了基金会，后来在大陆也成立了推广中心。几年来，果然又被南老师料中，我头上的白发就这样多了起来，古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南老师神通之名，果然不虚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