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机制币研究中的资料收集与利用问题【转杨公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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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贴于2010-06-11 17:01:57被杨公博编辑过]



内容提要：

机制币研究与古代钱币、历代纸币研究相比，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集中体现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上。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文献资料的隐秘性。近现代以来的很多文献资料，尚未完全公开，比如一些私人著录，以及官方档案中尚未开放的部分。而已经开放的部分，也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研究者不容易获得，比如要去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原始资料，就会有很多困难。其二，是文献资料的多语种状况。这一状况是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息息相关的，近现代中国的机器铸币技术及设备均来自外国，而且是不同的国家，无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种语言的中国机制币记录。比如英语、俄语、日语等。与此同时，大量的钱币专家，在外国语言方面并无特长，而外国人关于中国机制币的著作，较少被翻译成中文。其三，是价格问题。这个问题本来不适合在这里讨论，但当这个问题对机制币研究整体形成障碍的时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部分已公开出版的机制币文献资料价格昂贵，有时小小一本书，需要上千上万元才能获得，客观上造成了机制币研究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如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和出版部门积极沟通，研究对策，为机制币研究打好必要的学术建设基础。本文尝试从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一下机制币研究中的资料搜集与利用问题，希望对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水平、促进爱好者的收藏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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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学术研究，都不离不开已有的文献资料。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钱币学研究更显突出。我们的任何古代钱币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前人的历史记载与资料整理成果之上，加上一定数量的出土实物资料的分析。近现代机制币研究对出土实物资料的依赖基本没有，于是文献资料成为近乎唯一的实物之外的参考依据，其重要性不可谓不高。然而偏偏在整个钱币研究领域，近现代机制币的文献资料最为缺乏，最不易获得，以至于影响了机制币研究的整体水平。获取机制币文献资料的困难主要是哪些方面呢？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个综合考察，以期给专家学者及有志于此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思考角度，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困难有心理的准备，为解决困难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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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制币文献资料的隐秘性


这里说的隐秘性，指的是现存已知文献资料中，有很大部分是研究者不容易看到，甚至看不到的，而不是尚未发掘、学界不知道的资料。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这种隐秘性。
一是国内档案资料大部分并未开放（不考虑已经在历史过程中被销毁的部分）。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均有大量近现代货币文献资料，其种类包括晚清的圣旨、内阁题本、地方大臣的奏折、奏议、奏稿、电文、外交函件等，以及民国时期的各种政令、公文、报告等。这些资料中，以晚清机制币为例，我们目前能看到正式出版的只有《光绪朝硃批奏折》“货币金融类”两辑，圣旨和内阁题本则需要在馆借阅原件的复制件。而一般爱好者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没有财力去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第一档案馆的门卫管理也极为严厉，一般人连门都难以进去。所以机制币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些档案资料，是极为隐秘的，普通爱好者、一般研究者，皆难以接触到这些可贵的材料。各省档案馆相关材料，更是大多没有整理出来，虽然进馆相对简单，凭身份证即可，但那些相关材料很多仍然躺在库房中，并不能被适当利用。毕竟，相对于教育、交通、工业等，货币类的档案并不受足够的重视。
其次，是已经整理出版的部分文献资料，获取极为不易。其中4个原因，一是发行量十分有限，二是发行时间很早，三是有些资料纯属内部参考，并不对外发行，四是在台湾印行，大部分的爱好者没有机会去获得。比如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清政府统治时期 1840－1911）》上下册，已经46年过去了，竟然没有重印，当今的爱好者千方百计去获得，复印本都能卖到上百元一套，原本则要上千。而三十年代蔡受百翻译的美国人耿爱德著《中国货币论》则已经成为馆藏善本，连复印都不可能了，国家图书馆提供照片复制，每页收费高达10元以上！再举一个例子，陈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编辑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編》四大卷，可以说囊括了机制币研究的绝大部分有用信息与资料，但该书原版也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善本，台湾曾于七十年代影印过这套书，但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书也已经成为绝响，偶尔可以找到一两套，也要花费数千元之巨，普通研究者根本没有能力购置，或有钱也无处可买。而这3种书，众所周知，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机制币的核心必备参考之一！其中第三种情形，内部参考资料的情形，虽然情有可原，但也客观上成为爱好者的一个障碍，比如中国人民银行1980年编印的《中国银币图册》，该书所收银币的成色数据十分详细，图片也比较清晰，但外界极难获得。再比如最近《中国钱币》杂志社出版的增刊“中国钱币学会2009年反假货币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也属于内部发行，外界读者、研究者难以接触到，其中很多信息和文章对机制币研究者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这种隐秘性，有人为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弊端，恐怕短时间难以获得一个合适的解决。有关出版机构，也未能及时把握市场信息和读者的需求，把某些作品加以重印，这是令人十分无奈何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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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机制币文献资料的多语种情况

近现代中国机制币的制造工艺、机器设备甚至主要技术人员，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因此在最初的文献资料中，及新中国建国前的研究著作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外国人以外语写成。这里列举几种主要作品以供参考。金银镍铝币部分，主要有美国人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该书成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66年修订再版，单册精装，2006年拆分为三卷，平装。封面均有中文译名，此书虽然名为“中国”，但实际只论述、列举了近现代机器铸币，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全面论述、列举中国近现代铜币之外其他金属机制币的专书，资料详细，内容丰富，图片完整，是机制币研究的一大宝库，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中文翻译。该书对镍币和铝币、金银币样币这三种铸币的描述与介绍，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研究性记录，国内外所有中国机制币研究中的相关部分，必须以之为参考甚至准绳，在笔者协助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整理搜集中国近现代非铜金属币资料与图片时，该书成为最主要指南（不是编委会不去找别的书，而是任何别的书都无法超过该书，连接近该书的作品都没有一本），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耿爱德还有另一本重要专著，是《中国货币论》（THE CURRENCIES OF CHINA），该书1926年成书，武汉大学教授蔡受百于1927年翻译，1929年出版。该书以近现代中国现实为考察核心，详细论述中国货币的各个方面，甚至第一次关注了香港货币的特殊性与基本情况，其历史价值无可估量。该书英文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再版发行，但中文版至今长眠于少数图书馆善本库之中。耿爱德的这两部巨著，堪称经典，无论学术界还是收藏界，都期待着被翻译出版的日子。铜币部分，有美国伍德华（又说法国）的《中国当十铜元》（The Minted Ten Cash Coins of China），此书专门论述1900年至1935年之间的中国十文铜元。该书原为分期连载的英文专论，1936年在法国巴黎聚集出版。1971年该书在美国被重新出版，封面加上了中文译名“中国铸造十文银币”（其中“银”字为“铜”字之误）。该书成为研究收藏中国十文铜元的不可替代的经典著作之一，所幸2005年上海钱屿将之翻译成了中文，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尚未被翻译的重要英文著作、论文，还有下列几种，其中史威尼（JAMES O. SWEENY）1981年编著的《伯明翰造币厂钱币史》（ A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BIRMINGHAM MINT）堪称经典。该书详细论述伯明翰造币厂的历史以及该厂为世界各国代铸样币、设计工厂、提供机器、制作图样等情况，尤其对亚洲各国记述较多，于中国部分尤其重要，因中国晚清时期，罕有与该厂交往的官方记载，私人记载也语焉不详，多种钱币来源成谜，多个造币厂起源不详，幸赖此书保存很多史迹。前几年曾有个别藏家怀疑该书的真实性，但该书写成之日，中国机制币的收藏与研究还是空白之日，作者再大的想象力，也不至于会考虑到成书30年之后，书中的某个钱币会身价万倍。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能不感谢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记载，该书的可靠性及价值，在印度、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也是普遍获得认可的。此外还有1911年，美国收藏家拉姆斯登（Ramsden）写的一篇题为《现代中国铜币》（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的文章，发表于日本的《日本钱币与集邮杂志》（The Numismatic and Philatelic Journal of Japan）。该文就当前作者所接触到的部分铜元作出一般性的描述，表示中国正在流通这样的硬币，没有深入的论述或进行分类学的研究。其后拉姆斯登还为该杂志写过关于中国机制币的系列文章，比如1913年的《Military Coin Issue for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Sze Chuen 》（中国四川省军政府硬币的发行）。对四川军阀铸造的银币、铜元（龙版和汉字版）有一些描述。1917年，意大利驻华外交官朱塞佩-罗斯（Giuseppe.Ros）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杂志第18卷中，文章名“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硬币）。此文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了1911年以来国民政府主导下铸造的各种硬币，并对每一品做解说。在铜元部分，作者较多地论述了不同面版与背版之间的搭配关系，并且指出了“MULE”（驴币、混配）币的存在。尽管这个成果比较简单，但首先它论述了中华民国头6年里铸造的主要货币包括银币和铜币，涉及了铸造厂和铸造思想的差异，并探讨了这些硬币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为方便叙述，给这些不同材质、图案的币做了分类，给出编号，使此文成为了进一步研究的权威参考，并多少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而且，此文首次在中国钱币研究的领域内使用照相制版，一举打破了延续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拓图方法，既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性而作出的研究方法的改变，也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颠覆，使得后来的诸多机制币研究都尽可能使用了照相制图方法，为中国钱币著述带来了新的风气。类似的早期英文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介绍。真正的近现代机制币研究，前人文章与研究成果的整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这个工程是必要的，不继承前人的成果，我们今天就会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因为有些历史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往往是前人已经解决的了，我们不知道而已，极端的例子甚至把前人正确的成果视而不见，另外以主观的猜测去构想一些事实，歪曲了历史面目。比如辛亥革命后，天津造币厂在1914年以前更本没有铸造钱币，因为造币厂被袁世凯纵容乱兵捣毁，直到1914年才修复开工。与此同时，“开国纪念币”铜元已经在民间流通3年之久了！这么简单的事实，多年来，外国人的著作早已解释过，这些开国铜元不是天津所造。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种钱币目录书，竟然无一例外，把这些“开国纪念币”全部说成是天津造币厂铸造！直到2006年，《中国钱币》杂志发表段洪刚的长篇考证文章，才拨乱反正，不但证明了天津造币厂未铸任何“开国纪念币”，而且还论述了南京、武昌、安庆3个造币厂铸造的不同种类的“开国纪念币”，使这一问题获得圆满解决。令人欣喜的是，一些有重要的价值的文章或著作摘要，近几年来已经由旅美学者孙浩等专家陆续翻译发表，散见于国内各种专业期刊，遗憾的是这些译文多数未能被泉界广泛寻获和利用。我们更期待系统的、成规模的翻译与推介工作早日开展！

英文文献之外，还有俄文著作，比如1929年哈尔滨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币制考与近代金融》（Currency and Finance of China，封面另有俄文书名及作者名等），作者亚历山大-波革列别次基（Alexander 1. Pogrebetzky），书前有S.M. Ismailloff序言。该书为俄文版，以略古详今的方式，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货币金融情况，书中附录有相当多的机制币图片，其中提到的各种私铸币，是近代机制币研究中的第一次，历史文献价值很高。该书八十年来未见中文译本及其他文字的重印本。
日本研究中国古代钱币有很久的历史，但近现代机制币的著作不是很多。目前学术界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种日文机制币著作，都是简单的自印本甚至手稿本。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收藏家秋友晃主持的东京“中华钱币研究会”自印发行了三本铜元版式研究的册子，分别是“光绪元宝”“大清铜币”“民国铜元”。此外还有一位非常认真的收藏家、研究者秋山知久。秋山知久先生从1994年开始，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近现代机制币方面的专文。秋山先生的专文总名《近代中国货币的研究》，创刊号发布于1994年10月，内部赠阅，没有公开出版。该系列每个省一册，全面研究该省的机制币（银币、铜元为主）。秋山先生系列著作的最大特色，也即对中国机制币研究而言的学术意义，在于编辑思想和分类方法两方面的创见和发展。首先在编辑思想上，以铜元为例，作者把中国铜元的铸造背景放到一个非常广阔、深远的范围之内，每叙述一个省，首先是以地图、文献资料甚至军事作战资料来充分讲解一个省的地理地形、物产风物、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等，其次才具体讲钱币的品种版别。最后再列出每册的相关附录资料、参考书目，有时候版别之外的内容占到全书一半。这样写的好处在于方便爱好者、研究者对钱币的历史背景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对指导研究者从事更深层次的研究有极大的便利，尤其文献目录的丰富，更是前所未见。但这种写作方式是否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还有待评说。其次在分类方法上，秋山先生另辟蹊径，把每枚币的版别变化之处，分别给出一个代号，面、背都如此处理。然后根据代号位置的不同变化来搭配版别和评定级别。也就是把每枚币的特征单独提出，进行分类对比。这是一种细化工作，一种以微观为分类标准的方法，也许能有效区别多种多样的细目。这个方法的科学价值，目前也还无法评定。但这种创新精神实在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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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机制币文献资料的昂贵市价

“君子不言利”，说粗点就是虚伪，所以钱币才被古代文人贱称为“阿堵物”。事实上，在现代化的今天，不言利是不可能的了，这点无需讨论。因为连研究者所需要的文献资料，也到了必须讨价还价才能获得的程度。当今钱币学术界，有太多浮躁，也有很多新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加入进来，但是一些特别珍贵的研究资料，却数量极为有限，有限的部分也已经成为其他老一辈藏家的藏品或者有关机构的藏品，而不是可以发挥科研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是当代机制币研究文献中的一个悲哀。但另一方面，这种需求也说明，研究者的队伍正在增加，机制币研究的前景令人乐观。文献资料的市场价值，似乎已经不是机制币研究的内容了，但却是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太多的文献资料成为高级商品或藏品之后，已经限制了部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在钱币学术研究中，还没有人涉及过这个话题，笔者不揣简陋，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就把这个问题认真谈一谈吧，也许能对改变某些观念有所助益。
造成机制币图书市价昂贵的第一个原因，是稀缺度，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个商品的自然规律。这部分机制币书，出版时间普遍在15年以上。最早的专著，目前所知是1929年的那几本，《中华币制史》(张家骧)、《中国货币论》（英文原著，蔡受百译）、《中国币制考与近代金融》（俄文）等，这些书，目前偶然可以找到的市价都在1000元左右。19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当十铜元》（英文版，2005年中文译本），市价已经超过5000元，当然现在有了翻译本，原本就成为真正的藏品书了。上世纪60-90年代出版的一些书，市价也已经高达500至4000元，比如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上下册，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第二辑，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发行的《中国银币图册》（1980年）等。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出版物，比如50-90年代世界各地有关中国机制币的拍卖目录，如伍德华、耿爱德、古德曼、陈丹尼、黄元文等机制币收藏家、专家的藏品，都是十分昂贵的资料书，最近几年的北京一些拍卖公司的目录上，经常有这些早期文献出现，成交价都在数百上千元一本。台湾在7、80年代曾经重印过一些重要资料书，比如陈度的《中国近代货币问题汇编》，32开4册，当时售价不高，但目前市价在3000元左右，一般人是极难拥有的。据笔者了解，国内多个省级钱币学会、研究中心，都没有这些珍本善本钱币文献，不是他们买不起，而是这些机构的专家和领导也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些书，或者是有钱也找不到货源，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全国很多钱币学会并不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工作。当然也有积极着手去做的，比如湖北钱币学会、河南钱币学会等。与此同时，也有些早期作品得到妥善安排，重见天日，比如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戴志强先生编辑的《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等，在2006年之前，市价都在500元左右或更高，但后来出版了修订版或者重印版，马上就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既满足了大量的读者，也平抑了过高的市价。非常期待这些早期重要的文献资料书，都能有重印或翻译再版的机会，以真正促进机制币的研究。
机制币图书昂贵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版成本造成的。比如近两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几种机制币的书籍，《中国钱币大辞典》清编-铜元卷、民国编-铜元卷，分别只印刷了一千册，而且是全彩色印刷，每本成本高达1、2百元，定价分别是450、298，无形中限制了读者的购买。而保守估计，铜元爱好者在一万人左右。于是形成非常奇怪的现象：广大读者急需大辞典，出版社却限量印刷，宁可高价卖不出去，也不愿意降低书价供应读者。在这种可怕的体制下，机制币研究要想短期内提高，极为困难。全国各地类似荒唐例子还有很多，令人万分遗憾，作为机制币图书的编著者之一，笔者在目前体制下，也只有默默努力而已。
有鉴于此，非常期待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能够建设一个真正为钱币文化服务，为钱币爱好者服务的钱币文献中心，为所有爱好者提供便捷服务。同时还应加强与出版机构的合作，通过调查了解，掌握市场动向，促进一些有极高价值的机制币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与推广普及，把繁荣钱币研究尤其是机制币研究落到实处，而不光是一句口号或一项束之高阁的所谓研究规划。
本文有感而发，仅供会议或论坛交流之用，若干言论可能并不成熟甚至谬误，还请各位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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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資料，学习。

admin

感叹

有幸见到余榴梁老师着手建立“中国钱币善书库”，期待同好们共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