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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徵)祥(1872—1949),字子欣,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民国成立前,陆已升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后,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理唐绍仪力邀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他吸取西方外交事务管理经验,组织建制外交部,革除时弊,创建了中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因此,说到中国外交的现代化,陆征祥功不可没。巴黎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逼他和代表团在辱国丧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和代表团的团员没有签。但回国后,山东省的“民众代表团”天天到外交部缠住他不放,说因为陆代表不签字,日本人便报复山东人,使他们苦不堪言。陆征祥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府令我签字,我没有签,结果得罪了政府,也得罪了山东同胞。我若签了,则得罪了全国同胞。诸位请想想我是否该签。请诸位回去后对山东同胞说:我陆某愿和山东人民一起受苦。”
巴黎会议使陆征祥的外交报国理想彻底破灭。“弱国无工艺,弱国无外交”,他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1921年,他递交了辞呈,决意离开外交部;1926年,他夫人去世;1927年10月他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正式成为一名修道士,1949年1月逝世于该修道院。陆征祥在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时,曾请著名书法家林纾书写“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字,挂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欧战结束后,陆征祥率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按理可在盟国帮助下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半岛,哪知帝国主义早勾结一气,把山东当礼物送给了日本人。这次,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硬顶住北洋政府压力,拒不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尽力向与会国代表呼吁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而不签字,不**。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穴,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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