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南明弘光政权和“弘光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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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南明弘光政权和“弘光通宝”

芜湖市钱币学会南明钱研究课题组  执笔：周腾宝  陈锐

一、弘光政权

1、明朝覆亡

甲申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大明王朝覆亡。

四月十七日，经从北京逃出的原大学士魏炤乘证实，朝廷已全部覆亡，崇祯自缢其三位嗣子均被俘。作为留都的南京自然成为明亡后的政治权力中心，当务之急便是立君。

南京在明朝初年为国都，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年间将首都迁到北京后，南京作为当时的留都保留了除内阁之外的一整套政府机构。两京制度为明朝的一大特色，虽在整个明朝时期没有大的作为，但明亡之后，特别是弘光朝廷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南京的六部、都察院等政府机构多为虚设，部门官员被称之为“隐吏”，但其行政级别与北京对应官员基本相同。在留都南京真正拥有实权的官员是南京机务参赞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太监和南京军务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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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君之争

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所生七子，除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所生嗣子均早夭）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三位嗣子被俘）外均已早夭。由于嫡系已没有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南京留都内的臣、将就立君问题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故立君人选当从崇祯祖父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子孙中进行选定，这样可供立君人选有福王朱由崧[1]、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神宗兄弟之子有潞王朱常淓，从血统来看福王、惠王、桂王、瑞王当优先考虑；从辈分来看福王为兄弟辈，其他诸王均为叔伯辈；另当时情况紧急，早立君王可早日昭告天下凝聚抗击合力，当时福王、潞王居于淮安，离南京极近，桂、惠二王在广西，瑞王在四川。从当时形势来看福王继统当为首选。

但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却提出由远在广西的桂王继承大统。据史料记载史可法为东林党人左光斗得意门生，早年神宗欲立福王朱常洵（老福王，朱由崧之父）为太子，因东林党人力争而罢，因此东林党人担心福王继统之后对其进行打击而强力反对，史可法基于此种原因亲自到浦口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以亲以贤，惟桂乃可。”[2]与此同时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勾结马士英手下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护福王朱由崧，马士英回到凤阳后得知此情况，立即转舵向福王宣布效忠。史可法不明情况仍然游说马士英，并写信向马士英陈述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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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王称帝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按照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应成为当然的首辅内阁大学士，但因在拥立问题上失去先机，后又因痛陈“七不可立”信件授予马士英把柄，马士英让高杰、刘良佐上书请史可法督师，史可法见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大势已去便上书“请督师淮扬”。五月十二日朱由崧准史可法出任督师。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五月十六日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五月十八日，史可法陛辞。五月二十日，史可法渡江往淮扬督师[4]。

过往史料之中多对史可法评价较高，认为史可法如在朝内南明弘光一朝仍有可为。从顾诚先生《南明史》来看其实不然，史可法其人较为清廉正直，但仅此而已，作为一名朝廷重臣其缺乏应有的政治魄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决策过程中又多受东林党人影响，在对权力的把握和朝堂之上的凝聚力都极为欠缺，就算史可法居于高位能左右朝政也无法挽回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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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俘芜湖

乙酉年（公元1645年）五月初十夜，弘光帝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原计划避乱于杭州，经过溧水时遭到当地士兵拦截抢掠，混乱中马士英之子马銮[5]带领勇卫营簇拥弘光帝奔往太平府（今当涂），太平府官员闭门不纳，后又转投芜湖靖国公黄得功处。清军统帅多铎进入南京后得知弘光出逃，命多罗贝勒尼堪领兵，刚刚投降的刘良佐作为向导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招降之下，黄得功部下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6]。此时黄得功不知军心有变将刘良佐派来招降使处斩，引兵出战，混乱之中黄得功被流矢射中颈部，后引刀自刎。田雄、马得功活捉弘光帝献于清廷，弘光一朝覆亡。

张怡《謏闻续笔》卷一云：“弘光至太平，以靖南家属所寓也。城门闭不纳，露宿郊外。上命卢监（卢九德）召大铖、大典等。十三日，靖南、大铖等至，咸咎上不当轻出。上亦悔，因酌三爵飲靖南曰：‘愿仗将军威力。’靖南沥觞于地，曰：‘所不尽犬马以报者，有如此酒。’于是痛哭，将士皆感激。……遂扶上登舟，十七至芜湖。”

由此，弘光最后逃亡之地为芜湖，暂无其他史料佐证具体到达日期，按其五月十日从南京逃亡起计算，逃亡路线取现在公路里程计算约150公里，除从南京至溧水一段可能行进速度稍快，自溧水遭拦截抢掠之后或有物资马匹以及躲避清兵原因速度下降，更因逃亡之时如无头苍蝇般没有明确路线，待从当涂转到芜湖之时已十七日较为可信。

据顾景星记黄得功事云：“大清王师奄至，公中流矢，仰天自刭，五月二十八日未时也。”

《明季南略》卷四《刘良佐挟弘光回南京》条：“二十四日乙巳，刘良佐以弘光到，暂停天界寺。”同书《弘光拜豫王》条内又记：“五月二十五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

至于弘光被俘具体时间已难以考证，按照顾景星所记，黄得功殁于二十八日，弘光应在同日被俘，但《明季南略》中记载二十四日刘良佐已俘弘光停南京天界寺，史料记载之中有两说请读者自断了。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七十七页记，清军占领南京后，“询问故明福王遁往何处？知者告称已逃往太平府。遂遣贝子吞齐、和讬率满蒙军之半追之。至距太平府八十里处，闻福王复走芜湖县，昂邦章京随又率护军、前锋兵连夜趋击。福王登舟渡江而去，我昂邦章京图赖遂据江口，伪靖国公黄得功之兵逆战，击败之，敌兵皆坠水。我军尽夺其舟，截其去路。田、马两总兵官缚福王来献，黄得功中流矢死。”

关于弘光被俘确切地点，《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记载福王登舟渡江而去，后被清军夺舟截其去路，田雄、马得功献出福王。此处记载或为有误，芜湖位于长江之南，时江北诸地已为清军占领，弘光欲逃应往继续南下，渡江往北岂不自入虎口。文中记载芜湖县非现在芜湖下辖芜湖县（目前行政区划中的芜湖县为1971年3月设立），应为今日市区所在地芜湖市镜湖区老城区一带。按其字面理解清军已经夺下所有舟船并未发现福王，而是田、马二人缚着福王来投降的，福王并未登舟。（因所供参考文献较少，且各文献之间均有所出入，本文以明末计六奇所著《明季南略》及顾诚《南明史》为准。）

芜湖本地一直流传着弘光帝被俘于赭山的传说，经笔者拜访有关人士，均指认现赭山公园内南山广济寺上方一处为弘光被俘地，据说之前有民国时期所立碑记，文革中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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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弘光通宝

1、铸造时期

弘光在位自甲申年五月十五日登基至乙酉年五月下旬被俘共一年时间，虽然弘光登基之时确定乙酉年为弘光元年，但铸造货币自古都是宣示政权昭告天下的一种方式，更何况南明朝廷初立，为更好的统治明朝残余势力和增加国库收入发行货币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从存世的弘光通宝数量来看，也绝不可能是乙酉年正月到五月之间五个月的铸量。南明的第二个政权隆武政权于乙酉年润六月二十七日建立，定福州为临时首都。在弘光被俘至隆武建立之间，如有钱监鼓铸，应当仍然以弘光年号铸钱。虽然在明朝，后朝铸前朝铜钱也属正常（据《明史·食货五》记载：“……世宗嘉靖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年号钱，每号百万锭……一锭五千文。”），但南明政权皇帝之间不是正常的继统关系，而是依照武将的实力自主拥立，各帝之间血缘关系较为疏远，后朝铸前朝的铜钱也不见得有，观南明政权存世皆短，但流传下来的钱币都为数不少，由此可推断，南明铸钱多为当朝。《明史稿·三王传》载：“福王由崧，神宗第二子福恭王之长子，崇祯十七年五月壬寅，立于南京，号曰弘光，（清）顺治二年（1645年）灭之。……甲申十月初一日，福王命铸弘光钱。”这样看来弘光通宝铸期约为甲申年十月初一日（或初三日）[7]至乙酉年润六月二十七日之间的约九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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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铸造地点

弘光时期南明政权所辖地多在淮河以南的中东部地区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贵州、广西、云南、台湾、海南诸省（此处省份沿用今制），弘光通宝的主要铸地应在此数省。《明史·食货五》：“崇祯……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帝从之。”又“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由此可知，明朝铸钱各省均有钱监，可行鼓铸。其中江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诸省均有铜矿，崇祯时期更是直接销毁明朝以前的古钱来铸钱，在铜的来源和钱监设立上看南明各省均有铸钱条件。但弘光朝廷虽是名义上统一的南明政权，但是对地方上的统治力和影响力还是有所欠缺的，这一点从清军南下南明各地藩王军队无人勤王可知。故铸钱的地方应以苏、皖权力中心为主，加以产铜地云、桂、黔。这一点从弘光通宝实物的发现及出土情况等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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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弘光通宝版式

弘光通宝因铸期较短、铸地较少相对来说版式较为简单。从大的文字区别及铸造工艺、钱体风格来看目前发现的有约二十种版式。翁树培《古泉汇考》载：“陈莱孝曰：弘光钱有正书八分书两种，背穿上有星及凤字者。”夏龙《币海漫游》158页中说，弘光钱上有恩、户、工、凤等字和星纹。“恩”、“户”、“工”三字至今未见实物，待考证。除大家广为认可的美制版、背“凤”、背“贰”为凤阳版外，其他的版式尚未有明确定论为何地所铸，笔者结合相关史料和多年来出土发现报道及网络上标明发现地域的实物进行分析研究，对弘光通宝版式及铸造地点进行归类。

张崇懿《钱志新编》：“马士英总督凤阳时，亦曾开局铸钱，以凤字别之。”虽有泉友认为不可能在凤阳和南京两地同时铸钱，但凤阳为明朝中都，开炉铸钱应有一定可能性。弘光凤阳版、背“凤”、背“贰”整体风格接近，应为一炉所铸，流传地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一代，故难以确认是南京所铸还是凤阳所铸，因南京周边发现一类弘光通宝双点“通”大字版，制作亦较精美，与上述三版风格、文字差异较大，故本文暂时认定背“凤”等三版为凤阳铸钱，双点“通”大字类为南京铸钱。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永明王在云南大概也曾铸钱，而且铸了三种年号，即崇祯、弘光和隆武，因为在昆明墓中曾出现这三种年号钱，制作完全一样，背面穿上有一星点，显然没有流通过，必定是同时同地铸造的。” 按照彭信威先生所说同墓所出，且未流通的钱币，确实可认定为附近地区同炉所铸。弘光背星钱同类板式中可见有光背版，“通宝”二字极为接近应归为同炉所铸，暂定云南版。

此外，按照各地泉友提供信息，广西所发现弘光通宝以角头单点“通”类为主，贵州境内所发现弘光通宝以行“弓”类为主，本文暂认定此两类版别为广西版和贵州版。

南京铸钱：文字较大，“弓”部双出头，书写规整，整体风格类似于“天启通宝”小平大字版。

凤阳铸钱：美制、背“凤”、背“贰”。

云南铸钱：断“弓”类背星，所见主要有“弓”部右出头、双出头和双出头缩字。

广西铸钱：单点“通” 板式。

贵州铸钱：行“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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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别名称直径厚重量

南京大字版-25.22-1.16-2.56

凤阳美制-25.28-1.00-3.35

凤阳背“凤“24.76-1.22-3.62

凤阳背“贰”27.86-1.28-5.01

云南右出头“弓”25.44-1.30-4.05

云南双出头“弓”25.60-1.34-3.84

云南缩字25.08-1.78-5.24

广西单点“通”25.14-1.44-4.12

贵州版行“弓”24.46-1.18-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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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七月十五日，崇祯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见姜曰广《过江七事》。《过江七事》是弘光初任大学士的姜曰广被排斥后记叙自己在南京的亲身经历之作，史料价值很高。清代一些学者见到的传抄本大概未署作者姓名，而陈定生（贞慧）著有《书事七则》，由于书名相似，误挂于陈定生名下。

[3]、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一。谈迁时为高弘图幕客，在《枣林杂俎》仁集，《史相国督师》条记：“而史先柬士英，有福藩不忠不孝等语。士英意胁之。史求还故牍，终不相忘。”又说：“嘉善吴进士亮中云，见史相国手札，福世子荒淫酗酒，不曾读书，云云。”彭士望曾在史可法幕中任职，也说：“史复马书有不忠、不孝、不仁、不知之语。”见《耻躬堂诗钞》卷十六，《山居感逝》诗。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三《吕大器传》云：吕大器时以兵部侍郎“兼署礼部，主潞议，不肯署，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方列福王不孝、不弟等六事贻可法及士英。”李清《南渡录》卷一记：“南都诸臣……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贻漕督史可法，转贻士英为立潞王。”同书卷四又记弘光元年二月行人司行人朱统漕攻击姜曰广语：“曰广诬圣德有七不可。”，“七不可立”福王的条款无论是谁归纳出来的，史可法赞同并致书马士英当系事实。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诸臣升迁推用》条。按，此条上文云：五月初三日，“高、刘二帅书至，请可法渡江，欲其卸权于士英也。”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疏即行。”表明朱由崧、马士英和高杰，刘良佐等事先就已经在首席大学士人选上达成协议。

[5]、1645年二月，马士英题授其次子署理勇卫营务，接替太监李国辅。见李清《南渡录》卷四。
[6]、张天禄顺治二年九月“亟查功绩事”启本中说，他在五月“十七日奉王爷命令随贝勒王爷赴芜湖剿抚靖南侯黄得功官兵，招降总兵卜从善、马得功、田雄、丘越、于永绶，续又招降总兵杜弘域”（见《史料丛刊初编》）。

[7]、《三藩纪事本末》：“福王……。十月朔，命铸弘光通宝钱。”

   邹绮《明季遗闻》：“甲申年十月初一日，命铸弘光钱。”

   计六奇《明季南略》：“福王于甲申年十月初三日，在南京铸造弘光通宝钱。”

附：

一、本文因引用大量史料，为保持日期格式统一及读者查阅史料方便，故文中所述日期均为农历。

二、本文中关于南明弘光帝及史可法叙述观点多参照顾诚先生大作《南明史》，在此致谢！顾诚（1934.11－2003.6.25），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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