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龙洋版式及其发行量

九加五

　　光绪学习的课程和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培养一个皇帝的要求设计的。他的老师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职官员，是典型的旧式学者，虽然具备很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修养，却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鸿章就曾嘲笑翁同龢：“目不观西籍，但知善奔走东华门耳。”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不但有像平田铁胤这样的国学大师，还有加腾弘之、西村茂树这样学贯中西的启蒙大师，使明治不但学习了传统政治伦理，而且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具有雄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

　　§拽着自己头发飞翔的光绪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国家有国家的性格。一个民族的成员通过一种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系、凝聚到一起。这种代表国民精神内核的文化一旦形成，无论好坏都难以改变。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传统国家，尤其如此。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此有着深刻的洞悉。同样是《纽约时报》，早在报道光绪学英语的十六年前，即1876年2月20日发表的一则述评，就一剑穿心地揭示了老大帝国的症结所在：《 “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欧洲人如何看待“四书”、“五经”，但它确实“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四书五经的禁锢压制之下，统治者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个性，抵制创新，在沉重的精神枷锁下，中国人思想日益狭隘，死气沉沉，丧失了开拓进取精神。美国人不禁感叹道：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当时全国通晓西学、锐意变法的人少得可怜。据严复估计维新党与守旧党是一与千之比，“且此党之中，实能见西法所以然之故，而无所为而为者，不过数人。”至于广大群众，“知时事之危急者万无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所以图维之者，亿兆无一焉。”即使号称全国“最有朝气”的湖南省，顽固势力也相当强大，更何况其他各省。

九加五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光绪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骨子里十分推崇僵化呆板的程朱理学，把朱子之道视作无所不能的“圣贤之学”。他尽管对中西学都颇有兴趣，但是紫禁城的高大宫墙，使光绪与世隔绝；毓庆宫的传统说教，使光绪头脑僵化。正如德龄所分析的那样，在皇宫里头，“永远不会有聪明的人。即使有，只要进去经过三五年，也会变得愚蠢起来。”他没有机会像彼得大帝那样出国游历，呼吸新鲜空气，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外国的长处。正因为他长期脱离实际，轻视实践，所以在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时代，他几乎难以嗅到这种大变动的气息，因此在他早期思想中尽管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却存在根本性的局限。他不但对于西学的认识了解仅止于表层，而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在和慈禧的较量中也往往束手无策，处处被动挨打。

　　当中国人躲在世界的背后，对照陌生的影像胆怯地打量自己时，日本人已在历史的镜框前，勇敢地修整着自身的形象。在接受近代先进思潮的道路上，中日两国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龟兔赛跑。

　　其实，封闭落后并不只是大清国的专利。世界各民族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与外部的交往有限，都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世界观。清初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写道：“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不是自称具有才智，在这方面，最野蛮的人也自以为高过最文明的人。好望角的居民……也把欧洲人看成奴隶，并把荷兰人看成在治理国家上是粗野的人，不怎么开明的人。”明治维新前，腐朽无能的德川幕府和大清国一样，同样施行僵化锁国的愚民政策，面对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的内忧外患，仍以“祖法不可破”压制搪塞国内的改革呼声。正当举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时，忽然传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这一巨大冲击波震荡了日本。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连中国都败给了对手，那么这样的对手，何其强大！西方国家来势之凶猛，武器之精良给日本人强烈的刺激，唇亡齿寒之感引起日本各界的忧虑与警惕。一批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把鸦片战争看作“天赐前鉴”，开始认真的反思。

九加五

　　1875年，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如同黑夜里最嘹亮的一声号角，震醒了日本人的迷梦。他无情地指出，当日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西洋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日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时，西洋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日本人认为人是居住在地球平地上时，西洋人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是转动的；日本人认为本国是至尊的神州，而西洋人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殖民地。政令商法，远比日本优越。总之，就目前日本情况而言，没有一件可以向西洋夸口。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

　　福泽不但认为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日本落后于西洋，就是在人的精神面貌方面也不及欧洲。“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而日本人民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下，身份等级，界限分明，“就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也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全国几千万人民就像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日本人缺少西方人的朝气，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部蜚声全国的著作，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文明观，为日本政府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事业开了一副卓有成效的良方，也为明治天皇后来接受的西式教育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使我想到，今天中国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仅才三十年，就有人开始鼓噪“中国没榜样”了。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误国口号居然在全球一体、互相学习的今天喊出来，实在令人悲哀。

　　沉睡的中国并非没有意识清醒的人。当年，大清国的胡林翼大帅看见西洋火轮在长江上鼓浪前进，势不可挡，便忧虑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早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康有为就对中国由于列强环伺而潜存的危局深表忧虑，因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上书皇帝，“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一举动在当时上下麻木、讳言变革的氛围中，几乎无人支持和理解。大臣斥之为“狂生”，士大夫们“群疑交集”，对康有为多有攻击之语，连友善者亦劝其“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康有为受此打击，不禁发出愤激之语“大发浮海居夷之叹”，又“决然舍归，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

　　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大清国的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只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至于深层结构的“软文化”部分，即一个民族的观念定势和心理积淀，则是积重难返，严重拒斥。1862年，倒幕维新的志士高杉晋作旅居上海两个多月，所见所闻，使他大加感叹中国人“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所奴役”。

九加五

明治维新大事年表

九加五

caesar001 发表于 2016-2-5 14:48
谢谢历史，大开眼界！

谢谢你捧场！

九加五

转帖-【原创】谈谈明治以来的日本硬币

1868年，刚即位的日皇睦仁改元“明治”，只几个月功夫，以“勤王”为名义的萨摩长州联盟就已经推翻了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
掌权之初的明治新政府宣布将国内的“金座”、“银座”接收，设立货币局继续发行传统的日本硬币如“明治二分金”、“明治一朱银”等。但是由於这种货币伪造氾滥，同时期发行的纸币“太政官札”又贬值迅速，不得不进行改革。
【明治初年的传统硬币“明治二分金”、“明治一朱银”】




明治3年（1870），明治政府在大阪设立造币寮，从香港引进英国技术员以及造币机，并在该年十一月（阳历的话已经到了1871年1月）开始制造新式硬币。
【新式造币局】

九加五

图片来自Numista




随著明治三年新货条例的公布，日本从明治三年开始铸造了一批金银币，其中银币模子只用到明治四年就换设计了。
【明治3-4年硬币】























当时设计硬币的雕金师加纳夏雄意识到西方硬币正面一般用君主头像，但是这在日本被认为是不敬的，所以就用龙图来代替。


（按理说仿造西式银元中国明末就有了，道咸年间更是有许多精美的银饼。但是在银币上铸龙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先想出来的，因为是他们先在“国家”而非“地方”层面铸银元的。这一点我不确定，轻拍。）


当然，除了龙之外，硬币上还添加了十六弁八重表菊纹、五七桐花纹、锦之御旗、旭日章、八稜镜、菊花和桐花的枝饰等等象徵皇权的装饰。这些也奠定了后来日本硬币设计的基调。


（设计硬币时，日皇的三神器，八稜镜用得最多，八尺琼勾玉只用过一次，天丛云剑好像从来没用过。）

九加五

四年还有一种大字版的五钱

九加五

同样是明治3年设计出来的金币模子却用到了明治30年。
大家可以看到这花团锦簇、生机勃勃的设计：八稜镜的形状围著旭日章，两侧一圈桐花和菊花的花圈，上十六瓣菊纹、下五七桐花纹，旗杆在后方交叉撑起了两面锦之御旗。虽然有些“把日本的传统纹饰拼凑起来让它看起来形似西方国家王室徽记”的感觉，但匠师的手笔还是把它雕得很漂亮。
【明治初年金币】

九加五

明治6年，日本硬币加铸了铜辅币，硬币式样也改版得国际化（加刻英文、面值写在花环中间）。
明治6年版的铜币和银币一直用到了明治39年。（五钱以下明治22年就停铸了，一圆却一直用到明治45年。）
【明治6-22年的铜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