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永久的宿营地 - 赏泉（原大中华大收藏网）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不惜赴死的战友；献给我们军人的父亲母亲；献给那些永远关心和热爱人民军队的社会各界人士。

　云海徐徐漂浮，日光明亮炫目。坐在重庆至昆明飞机上的田伯芬老妈妈和老伴何良英却无心欣赏眼前的一切，他们一边小心地看护着怀里那棵小柏树，一边轻轻地问陪同前往的记者，云南还有多远？

　　是啊，在他们心目中，云南太远了！远得几乎扯碎了他们30多年的时间与空间。他们曾魂牵梦绕地想去看看长眠在那里的儿子，怎奈山重水复，天长路遥。随着时间悄无声息的流逝，有时连想象也变得越来越孱弱无力了。

　　那是一个阳春的早上，平日并不怎么看报的田妈妈在晨练时，从公园座椅上捡到了一份《重庆商报》，一篇文章一下子紧紧地抓住了她的心。写这篇文章的人，与她牺牲的儿子年龄相仿，因为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因为活到了这个时代，才对30年前为国赴死的战友发出了痛彻心扉却又低沉哀婉的思念。

　　田妈妈的儿子何田忠到云南边境参加作战，离开她也已经有30年了。岁月漫漫，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似已被流水的日子冲刷得趋于平静，可她哪里想到，这篇《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突然闯入她的视线，绵绵无尽的潮湿一下子又在她的心中涌起……

　　其实，我所记录的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更多的包括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或在那个年代就离去的、与那场战争有关的人。我总是这样认为：无论逝去的烈士，还是活着的亲人，他们都在彼此思念着。就如我有梦总梦到烈士，而躺在红土地里的战友一睡就是30年，他们不可能不孤单，不寂寞。就这样，我又一次去了云南，在烈士陵园看完战友，无法抑制自己情感地写下了《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

　　我原以为，这些文字只是表达我和牺牲战友的感情，却没想到，它连着那么多人的心。文章发表后，很多读者知道了我们的子弟兵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不惜赴死的忠勇，在对躺在南疆红土地里的烈士产生无限敬仰的同时，更为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些逝者与生者的命运感慨不已。他们向我询问最多的是：为什么南疆烈士陵园中还有那么多烈士的亲属没有来扫过墓？而更多的善良的人们，是在向我打听作品中所写到的人物，打听他们的地址，想为他们资助些钱；想联系上谢楠、兰钢、朱效悯等那些文中提到的好心人，请他们代自己到烈士的坟头去献束花、敬支烟。

　　田伯芬老妈妈看完《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给《重庆商报》打去了电话。《商报》的同志告诉她，作者并不是他们编辑部的人，而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老妈妈通过114查号台问到解放军报的总机，就这样，我们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一下子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后来成为像母子一样的亲人。

　　田妈妈的儿子何田忠生前是云南边防部队的战士，1979年2月在边境作战中英勇牺牲。儿子哪年哪天当兵，什么时候牺牲，田妈妈都记得很清楚，但唯独不知道儿子的忠骨埋在何处。30年了，难以想象田妈妈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儿子！她问我：“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儿子吗？几十年了，我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痛失儿子30年的母亲的心愿，她说话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还是深深地震撼着我。我知道，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还有什么比失去儿子更为残酷？我当时就有些哽咽。我说：“田妈妈，您放心，我现在就打听。”

　　兰钢是广西南宁人。这些年来，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云南、广西境内的20多座烈士陵园，拍下了所有参战烈士的墓碑照片，回去又整理成可以检索的电子文档，就是为了便于烈士家人查寻。

　　“何田忠烈士：重庆市人，35240部队副班长，1979年2月20日在边境作战中英勇牺牲。终年21岁，中共党员，一等功臣。”

　　兰钢说，何田忠烈士的墓在屏边烈士陵园西园，他存有坟茔的照片。当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因为墓碑上面镂刻的是一等功。

　　我感到奇怪，田妈妈说儿子的立功证书上填写的是二等功，墓碑上刻的却是一等功，不知是哪个工作环节出了差错。我又慎重地向兰钢询问，兰钢说，碑文很清楚，我这里有照片（后来兰钢专门问我要了地址，将这张照片托人送给了重庆的田妈妈）。为了摸清原因，我又通过成都军区的战友去询问烈士原来的部队——我知道正常情况下，部队的荣誉室里都应该有英烈的记录。但遗憾的是，何田忠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早在1986年就已经撤编。后来我想，这个差错或许是出在填写烈士证书或撰写碑文的工序上，毕竟牺牲的烈士太多，加上当时的记功材料都是用笔抄写的，忙乱中出现差错，也就不足为奇。

　　其实，无论对于何田忠烈士还是对田伯芬妈妈，这个功的大小已经不再重要，不论如何，何田忠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田妈妈听说自己的儿子埋在屏边，喃喃地嗯了一声。我感到她的语速变得有些迟钝。她好像在思考着屏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具体在什么位置？

　　我能理解老人的心情，我相信田妈妈曾经在梦里无数次地寻找。也许，从儿子逝去的那一天起，田妈妈的心就从未停止地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中跋涉，但云南太大了，在梦的黑夜里她哪能那么容易走到屏边？

　　我不想打破田妈妈这种恍惚的状态，想等她平静下来再商量下一步的事情。没想到田妈妈第二句话竟然是：“去云南得多少钱啊？”

　　田妈妈有4个儿子，何田忠是最小的一个。川渝一带称最小的孩子为幺儿，俗语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可见幺儿多受父母疼爱。

　　1979年2月，当兵一年的何田忠在云南边境作战中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中，面对这五雷轰顶般的沉重打击，田妈妈和老伴何良英悲痛欲绝，但他们最终也都挺住了。两个老人虽是普通工人，却对党对祖国有着朴素的感情。他们深知“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需要的时候，不惜赴死，这是军人的使命。其实，说是老人能挺得住，也是硬挺，何田忠牺牲的这30年来，只要到每年的2月份，田妈妈都会因为思念幺儿，生上一场大病。

　　幺儿去了，两位老人忍住悲痛，但他们的二儿子却没能承受住打击。他听到弟弟牺牲的消息，一下子就精神失常了，而且一疯就是几十年。小时候，他和弟弟的关系最好，直到现在，他在街上遇到穿军装的年轻人，都会追上去拍人家的肩膀：“四娃子，你啥子时候回来的？哥哥好想你啊！”

　　日月穿梭，田妈妈和老伴退休了；二儿子依然精神失常，他的病可以说是两个老人极大的精神负担；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另外两个儿子也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由于企业不景气先后下岗。随着两位老人的年纪增长，身体也逐渐衰退，出现各种疾病。平日里两个老人虽然省吃俭用，但经不起大病小病的折磨，家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这一切都是常态的生活。而现在，突然得知牺牲30年的小儿子躺在云南的某个地方，他们怎能不想到儿子的坟头上去痛哭一场？可云南毕竟不是买一张公交车票就能到的地方，这需要钱啊！

　　我知道，这些年政府一直给烈士父母发着抚恤金，但这也只能补贴他们的日常生活，许多年事已高的烈士父母一旦生病，或家中遇到一些灾难困境，可能就很难坚持下去了。

　　这批在30年前送走儿女们的烈士父母，现在都已到了暮年。前几年，他们还能坚持在清明节去南疆烈士陵园去看看儿女，为烈士带些祭品，而现在，因为体弱多病，很多人已经不能在自己孩子的坟前点上一把香了。

　　因为《思念》一文的发出，这期间已有很多充满善心的企业家给我打过电话，有的文化公司甚至还想策划一些企业资助，组成亲友团，让烈士的亲人到南疆扫墓，而且有的已经在实施中。《廊坊日报》的记者董连辉在看了我的文章后，迅速联系了当地的企业，组织了10多名烈士的亲人到广西为烈士扫墓；我的家乡《周口日报》转载我的文章之后，很多部门都行动了起来，探访烈士家人，为烈士的父母体检治病……

　　我想，即使我个人出资，为田妈妈解决去云南扫墓的路费都不成问题。关键是，有什么渠道让田妈妈的生活过得更稳定？用什么办法让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些烈士的家人？

　　谢楠是一位曾参战的退伍女兵，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烈士家人的公益事业，她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举家从北京迁到昆明。她资助烈士赵占英母亲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那首悲切记述赵妈妈到陵园看儿子的长诗《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不知让多少人潸然泪下，是谢楠用真情改写和温暖了这首诗，让烈士母亲过上了被众多人所关爱的生活。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谢楠。她觉得像田妈妈家中遇到的困难，最好通过社会热心人的帮助来解决。谢楠说：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充满爱心的，关键是我们做得是否得体。即使你帮助烈士家人的目的再纯净、心灵再真诚，也不要将寄给烈士母亲的钱由你来代收，最好是公布烈士母亲的家庭地址、身份证号码等，让那些充满爱心的人们直接与烈士家人联系。当年，谢楠帮助赵占英烈士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我感受到谢楠的真挚和干练，并采纳了她给我的建议。我先给重庆警备区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委托当地武装部的同志前去慰问田妈妈一家。这期间，很多转载我文章的报纸多在结尾处写上了“请本版稿件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支付稿酬。”我想，这笔钱理应补助烈士的家人，于是就联系了转我稿子的很多编辑部，请他们将稿费转给烈士家人。最让我感动的是《重庆商报》，他们得到我的委托后，迅速为这笔稿费开设了“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他们的总编辑张宪民要求此篇文章按照正常稿费的3倍计算，给田妈妈送了过去。

　　当然，这些稿费也许并不能解决烈士父母的实际困难，但是，我感觉它更能考量出人心的真挚。不管怎么说，像《重庆商报》和许许多多被老百姓喜爱的都市报纸，他们能转载我发在《解放军报》上的这篇文章，的确令我非常感激，要不然，我想田伯芬妈妈是很难读到这些文字的。更让我感动的是，《重庆商报》的领导以我这篇文章做引子，专门派记者童江华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

　　童江华记者写的第一篇报道叫《烈士母亲等了30年想赴南疆为儿扫墓》。详细介绍了《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发表后，怎么引起田伯芬妈妈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同时介绍了老人的贫困家境，还策划了“助烈士母亲了心愿倡议”。他们的策划很精细，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身体较差，应该有一名亲人陪他们去扫墓，计算出了3人往返的费用花销大约在6000元左右。

　　倡议一刊出，编辑部的热线电话接连不断。童江华告诉我，首先打电话的是4名转业军人，他们为老人捐了两千元钱；接着，又有人打来电话，约童江华记者到一个报刊亭附近去取捐款，他之所以不愿来编辑部，主要是不想让这事情炒作起来，更不愿让人知道，他说他就是想为烈士的家人送上一份爱心。

　　捐款者用一个大信封送来了7000元钱，但见他双眼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他说，不知道这够不够他们三人的路费。不够我再捐，咱老百姓啥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在国家需要时奋不顾身的军人。

　　我听后不免感到遗憾：我们抚慰烈士的家人，何止是解决一趟路费。烈士的父母皆疾病缠身，很多地方需要钱啊。但我也理解《重庆商报》的同志，毕竟第一次承办这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慎重考虑。

　　童江华受报社领导委托，将这笔钱连同稿费一起给何田忠烈士的家人送去了。面对社会上这么多人的爱心，两位老人十分感动，但说啥也不肯收这些钱。

　　田妈妈对我非常信赖，很多事情都告诉我，让我帮她拿主意。当时我劝田妈妈：“你们都体弱多病，全家人基本上都下岗了。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这是社会的温暖，还是收下吧。若以后你们手头宽余了，还可以去资助其他有困难的人。”

　　田妈妈虽然认可我的说法，但后来面对好心人的捐赠，多还是婉言谢绝，包括后来每年春节我们为她表达些心意，她都很过意不去，总是给我寄来她亲手腌制的腊肠，那么大一箱子，我不知道要花费她多少钱。我和同事们分享她寄来的有川渝特色的风味美食，我们都知道那是烈士母亲的一番真情。

　　通过童江华的报道将烈士家的具体地址刊发在报纸上之后，很多善良的人们跟田妈妈取得了联系。那天，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战友，相约一起来看望烈士的父亲和母亲。这些曾与何田忠烈士并肩作战的战友，向两位老人讲述了何田忠牺牲的经过，倾诉了这么多年的思念之苦。

　　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战友汤渝平说，就在何田忠牺牲前的10分钟，曾突然握住他的手，说：“我上去了，要是回不来，就拜托你去看一看我爹我娘。”

　　汤渝平此时眼泪涌出，他说他退伍回来后曾多次到何田忠留下的地址去寻找，但听邻居说早已搬家，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这一下就断了联系。为此，汤渝平深感惭愧。

　　自从筹到钱之后，田妈妈一家就一直在商量着怎么去云南。最初定下由何田忠烈士的大哥陪两位老人一起去，但两个老人身体不好，希望带自己的三儿媳妇去，因为平时他们都由孝顺的三儿媳妇照顾。而此时，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未婚妻得知他们要到云南看望何田忠烈士，也想跟他们一起前行，除了路上可以照顾老人，也能了却自己埋藏在心中对恋人30年的思念。

　　何田忠烈士的女朋友名叫付红莉。何田忠牺牲后，她三年没有谈朋友，每周都要到家中看望老人。至今，她还珍藏着何田忠给她写的情书。

　　亲情永恒。后来，田妈妈认她做了闺女。再后来，她虽然嫁人为妻，却从来没忘记孝敬烈士的父母。她和丈夫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烈士的父母。此次虽然付红莉十分想跟着田妈妈到云南，但由于没有买到同机的机票，加上她当时肾病复发，未能如愿。老人临行前，她特意前来为老人收拾行装，还给老人带来了1000元钱。

　　去云南扫墓，田妈妈一直在想着应该给儿子带些什么。在母亲眼里，何田忠依然是当年那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她知道，何田忠小时候喜爱吃家乡的怪味胡豆，田妈妈带上了。儿子已经在南疆躺了30年，以后还要永久地躺在那里，他们觉得儿子太寂寞，有什么能够永久地陪伴儿子呢？他们想到了家中栽种的一棵小柏树，决定将它带到烈士的坟头。

　　在昆明一下飞机，田妈妈以为就能马上看到烈士陵园，其实昆明到屏边还有好几百公里。这个时候，正在云南出差的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刘万利知道了他们的行程，他决定陪同老人一起去屏边为烈士扫墓。

　　30年未见的亲人终于在屏边县烈士陵园的西园“团聚”了。两位老人一下子扑倒在何田忠烈士的墓前，大哭不止：“儿啊，爸爸妈妈来看你来了！我们天天梦到你啊……”

　　哭了好长一阵，田妈妈将带来的怪味胡豆和合川桃片等祭品一样一样地摆到烈士墓前，声音嘶哑地说：“四娃子啊，妈也不晓得你想吃什么，就把你小时候喜欢吃的带来啦……”

　　30年漫漫岁月，今天与自己的儿子就这样相见了，两位老人忍不住也不愿忍住地放声对儿子哭诉着，那声音随着山岚一起呜咽；刚刚栽到烈士身边的那棵小柏树也在风中不停地摇动……

　　就在田妈妈和何良英老人声泪俱下地祭奠儿子的时候，在不远处的一座坟茔前，也在发生着一件感人至深的事。另一位烈士的母亲正用电话，和躺在这里的儿子进行着千里之外的泣说。

　　电话是重庆市一位叫彭尔碧的老妈妈打来的。彭妈妈是烈士罗玉华的母亲，她的儿子也是在1979年边境作战时牺牲的。听说有记者来屏边扫墓，她便与随行采访的记者联系上，拜托他们代她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儿子，并把她儿子墓碑的照片捎回来。

　　当记者在电话中告诉彭妈妈她儿子的墓碑已找到，彭妈妈激动万分：“能不能把你们的手机放在我儿子的坟前，我好想跟他说说话啊！”

　　记者将电话放在罗玉华烈士坟墓前。“儿子啊！妈妈很想来看你！也想跟随他们一起来，但是你爸爸的身体现在不好，左半身瘫痪，无法行走。我们虽然不能来看你，但是全家人都想你啊……”

　　当时前来追踪拍摄的重庆电视台记者林菲看着这一幕，听着彭妈妈与儿子的千里“通话”，一边拍摄，一边忍不住失声痛哭。陪同何田忠烈士父母的刘万利部长也万分感动，他向陵园的负责人询问着情况，当得知有114名重庆籍烈士埋在这座烈士陵园中，而且大多数家人没有来过时，刘万利说：“来到这里不容易，一定要代表他们的亲人为长眠于此的每一位重庆籍烈士献束鲜花，敬杯酒。”

　　潮湿的云朵碰撞着山巅，低沉的哀乐在陵园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的广场上响起，那些曾为家乡更是为祖国争得荣誉的烈士，一定看到又一批充满真情的人们向他们的坟茔缓缓走来，表达着崇高的敬意……

　　田伯芬老妈妈在无数个梦里苦苦寻觅了儿子30多年，在她76岁的时候，她终于来到了儿子身边，摸到了自己儿子的墓碑。何田忠烈士如果活着，今年50多岁了，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1岁的美好年华。

　　一家人唯有幺儿何田忠躺在这遥远的地方，他将依然是田伯芬老妈妈的牵挂。但毕竟与以前有所不同了，因为两位老人看到了儿子栖身的地方有翠柏绿树，有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还有那些手捧着一束束鲜花，接连不断从远方来祭奠他们的、虽然不是亲人却有着与亲人同样真挚感情的、特别热爱和敬佩他们的社会各界人士……

　　老人知道，即使以后再在梦里去寻找儿子，也不会有那种无处可寻的孤独与无奈了，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作为烈士的儿子何田忠永久的宿营地……